二
    罗孝全在40年代后期，一直以他设在广州东石角的“粤东施蘸教会”为活动基地，在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但他在东石角修建的教堂和住所，距广州外国商馆区--外国人聚居的地带，有数里之遥，事先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和美国领事官员的许可，因此违反了《望厦条约》的规定。他在此居住后，与周围邻居的关系也相处不好。他在他的教堂顶上安了一座从纽约运来的钟，在从事宗教仪式时敲打，与附近佛寺的钟声相冲突，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快。（注：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p.107.）这些，与后来发生的事件有间接的关系。
    1847年5月23日，罗孝全的住所和教堂失窃。 具体情形有不同的说法。罗孝全自己说，他在白天拒绝见一群“愤怒地跟他吵嚷”的人，而在晚上，很可能是这些人乘他外出，闯进他的住处和教堂，窃去了那口钟、罗孝全的个人文件、家具和存放的传道书，并将罗孝全的一艘用于传教的小艇毁坏、弄沉。（注：Ibid.,pp.107-108.）据说，那个小艇乃“一紫洞艇，在海面作浮水讲堂”。（注：王元深：《圣道东来考》，香港1907年版，第10页。）而番禺县令的告示则说，当天因“听经人等（向罗孝全）索钱不遂，混行吵闹，毁坏门窗桌椅，并掠取衣服物件。”（注：《番禺县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四国新档·美国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2版，第85页。）总之， 罗孝全的个人物品和传教工具遭到了一番洗劫。
    事发时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ill Everett）在澳门，故罗孝全在第二天早晨向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报告了这个事件。罗孝全一开始声称他失窃的物品价值“五千到一万元”。但不久中国地方官员通知福士，已经抓住十多名盗窃者，他们偷窃的物品也已追回。但罗孝全向义华业报告说，被追回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物品，他对此远远不能满意。义华业问他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罗孝全开列了一份清单，声称大约价值2800 元。 这比他起初所说的数目大大降低了。（注：Issachar Jaca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Duringthe Taiping Rebellion,P.108.）义华业虽然相信罗孝全所失物品未能全数追回，但对这个数目仍然表示怀疑。他在6月19日照会耆英， 其中说道，“据罗孝全称，当时所失家伙、书籍、衣服、快艇、毁屋各项，总共估计约值银三千有余元，今尚未能全追，其给还之物，不过约值百余元云云。然本公使不能断其所报失之数是否的确，自应设法查出真妥数目，照追给足。”他建议由双方共同派员，联合调查，得到耆英的同意。耆英委派署南海县候补知县施禹泉，与伯驾和福士一起，查实罗孝全所失数目。（注：义华业致耆英照会，耆英致义华业照会，见《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2-74页。）7月19日，这3人在福士的“领事衙门”进行查讯，认为“赃值所开约该银二千七百三十元之数，未免过多，因公同核定该失赃物约值银一千两，若能将罗孝全所失之自撰书籍追回给还，则于所失一千两之数内，扣回四百两，以抵书价……”（注：伯驾致耆英照会，《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5页；后伯驾将罗孝全书籍文件之价值更正为400元，同书，第76页； 另据《罗孝全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外交》，第 109 页所引伯驾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James Buchanan）信，双方核定的数目为1400元， “如果罗孝全所失文件和日记能够追回，则可在这数字中再减去400元。”则当时将1000 两折合为1400元。）由此可见，罗孝全原来是打算乘此机会漫天要价，狠敲一笔的。
    6月28日，在上述数字核定之前，义华业在广州去世， 在新任公使到广州前，由专职外交官伯驾任美国驻华代办。他在一段时期内负责处理罗孝全被窃事件。伯驾在7月24日给耆英的照会中提出：1000 两之数，“此系两国委员凭公酌夺之议，似可照数追赔。”（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5页。）耆英等理所当然将“追赔”理解为，由中国政府负责通过司法手段，使被定为窃犯的中国人交出赃物，或进行赔偿。对此，耆英在复照中表示，“自应在于获到各犯名下切实讯追。”但伯驾在7月27日照会中又要耆英“早日转饬照数给与本国领事， 传交罗孝全收领。”7月27日伯驾再次照会耆英， 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19条“‘嗣后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安分贸易，与中国民人互相友爱，地方官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等语，可知若是地方官失于保护本国民人身家安全，则合众国惟有望中国赔还而已”，要耆英“勿延给还”。（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6页。）这就是说，罗孝全所失财物的索赔对象，不是那些偷盗者，而是中国政府；而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据是中美条约。按伯驾的解释，中国政府对美国公民在中国因治安原因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负有如数赔偿的条约责任。
    对此，耆英在照会中予以断然拒绝。他指出，伯驾对条约的援引和解释是片面的，紧接伯驾所引条约文字后面的，还有如下文字：“（中国地方官）并查禁匪徒不得欺凌骚扰，倘有内地不法匪徒呈凶放火，焚烧洋楼，掠夺财物，领事官速即报明地方官派拨兵役弹压查拏，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办。”另外，条约还载明，美国商船在中国海面被劫，中国地方官亦有惩凶追赃的责任，同时写明，“但中国地广人稠，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有盗无赃，及起赃不全，中国地方官例有处分，不能赔还赃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4 -55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据此，耆英指出：“此案罗孝全被匪掠抢，当时起获各赃，业经给领，其未经起获者，自应仍向该犯等严追，地方官不应赔还。来文所称，核与条约不符，碍难照办。”（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6-77页。）
    伯驾不甘罢休。他在8月4日再次向耆英发出照会，说“地方官保护美国人身家安全”的意思，就包括赔偿其因治安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内，否则，“若合众国人被匪徒毁抢，而但望匪徒人、不法人、贫人赔还，又何能得其身家安全。”这样的解释，已近于以一国使者的身份而无理狡辩。伯驾也深知其要求是完全缺乏条约根据的，所以他在照会中又提出，中国地方官赔偿外国人因盗窃所造成的损失，是有先例的，“如道光廿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闹事，本国商人喝等失去赃物，于廿三年四月廿八日，中国令赔还银二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元半。又香港英官报纸云，去年福州港闹事，英人四名失却赃物，中国赔还银四万六千元各在案。”他认为这就表明，“失去赃物，中国赔还，历为条约成规。”而耆英所引的《望厦条约》第26款关于海盗抢劫造成损失不赔偿的条文，伯驾认为不能使用于陆地城市。他再次明说“失去赃物，惟望中国赔偿，不望犯人赔偿。”而耆英则没有答应伯驾的这种无理要求，只表示“惟有严饬该县迅向所获各犯名下着追，以期速结。”（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77-78页。）
    此后该案拖了3个多月，伯驾见久无下文，于11月15 日又发出照会向耆英追讨，所陈述的“理由”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强调中国必须赔满罗孝全1000两，“若不足此数，则断难照收。”由于耆英在照会中强调“地方官”不能答应这一类的赔偿要求，伯驾在第二年1 月的几份照会中，除重弹老调外，还特别声明他“未曾问及地方官赔还，但知问中国赔还而已。”他甚至说条约并没有规定要“向犯追赔……因为犯人多系贫苦，如何能赔几万银两。”那么索赔的对象只能是中国政府了。他并威胁说如再拖延下去，“则合众国必要按照加息，以昭公道。”（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86、100、104等页。）耆英在历次复照中，都照例予以拒绝，至于伯驾提出的所谓“先例”，耆英说一宗是在中美条约签订之前，不能用以解释条约；另一宗他则未曾听说。他两次通知说，番禺县已向犯人分别追出170元和240元，还会再追下去，但“中国赔偿”之说，他则始终不肯答应。（注：《四国新档·美国档》，第87-88、101、106等页。）
    从伯驾和耆英在罗孝全索赔事件中争论的过程来看，伯驾突然提出要“中国赔偿”，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看到在被逮捕的12个人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被毁坏的房屋和小艇是赔不出来的，因此起意将索赔的对象转为中国政府。但更为野心勃勃的动机，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案件向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并将这种利益与条约联系起来，从而使原本就不平等的条约更具掠夺性。他所着眼的不是罗孝全那1000两银子，而是将来要涉及到的“上万、 甚至上百万元”的利益。 （注：转引自IssacharJacox Roberts AndAmericanDiplomacyinChinaDuringtheTaiping Rebellion,P.110.）而耆英虽然在办理交涉近十年的时间中签订了不少屈辱的条约，但这一次他却不再让步，因为他认识到这将使中国陷入一个赔偿的无底洞，仅对美国一个国家就将穷于应付，而一旦承认“中国赔偿”是一种条约利益，其他各国势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同样要求“一体均沾”，后果不堪设想，道光帝也是不可能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