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罗孝全索赔事件的历史影响。
    很明显，罗孝全向中国政府索赔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恃势凌迫的背景下提出的无理要求，而他最后的成功则更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新一轮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前提的。因此，这个事件是传教士借助西方政治和军事势力来实现无理和不义要求的一个典型事例，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注脚。可以说罗孝全索赔事件开了传教士依靠本国政府向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勒索“赔偿”的恶劣先例，这样的事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屡见不鲜，而在《辛丑条约》签订时达到了顶点。不过，伯驾和罗孝全坚持“因地方官保护不力，外国人财产受到损失，须由中国政府赔偿”的要求，虽然在近代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效法并取得成功，但以后历次不平等条约，均没有正式作出这样的规定。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要求蛮横无理的程度。（注：《中美天津条约》第11款也只是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中华安分贸易办事者，当与中国人一体和好友爱，地方官必时加保护，务使身家一切安全，不使受欺辱骚扰等事。倘其屋宇、产业有被内地不法匪徒恐吓、焚毁侵害，一经领事官报明，地方官立当派拨兵役弹压驱逐，并将匪徒查拿，按律重办。”并未有伯驾、罗孝全等“解释”的那种规定。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1页。）
    从另一方面来看，伯驾将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的处理，升格为关乎条约权利的交涉，是企图通过推动这个索赔事件，达到攫取新的条约利益，扩大美国人在华特权的目的。除了同情罗孝全的处境外，伯驾主要是着眼于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个事件也是近代列强利用传教士达到新的目的的侵略模式的一次早期预演。罗孝全也看到了他个人行为的普遍政治意义。他在1849年1 月为重申索赔要求而写给美国国务卿布坎南的信中就提出，如果他获得成功，将为其他美国人和外国人树立一个“有益的先例”。（注：Issachar Jacox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P.119.）
    因此，罗孝全索赔事件是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相互利用、攫取侵华权益的典型事例。当然，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在中外关系中所起的负面作用，也是颇为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