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认识现代文化史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互动
    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是近年来学术界时常论及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是对两者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近代文化建设本该遵循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这种看法，确乎是折衷至当之论，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迟来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体察一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曲折历程，便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思潮间的左右震荡和冲突，不仅客观上很难避免，而且还存在着某一方面的历史合理性。
    按照旧时中国人崇尚“中庸”和尊古恋旧的一般社会心态，本是最易安于保守路线的。是以在进入近代社会的最初半个多世纪里，上自朝廷，下至闾里，无不谨谨以“保守”为务。即使是主张改革的，也不得不极力从旧经史中发掘“变易”、“维新”的训条，或者编织出“西学源出中国”的故事，以减少革新的阻力。然而，这种保守举措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地赔款和民族耻辱。在几经失望到绝望的痛苦彷徨之后，激进主义才开始找到了其发酵的社会土壤，并在“五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最具社会感召力的时代思潮。
    以今日的眼光视之，“五四”时期的激进派力倡“根本排斥”传统文化和“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新法子”的现代文化建设路向自然不见得都妥当。但对此，一些当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胡适就说过，他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乃是因为新文化建设“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注：胡适：《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 ）这可以算作他的“全盘西化”论正解。陈独秀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揆诸当日中国的情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它多少应验了文化变迁史上“矫枉难免过正”的常态。而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恰恰是在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这种调和上去的”人格力量。
    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界的崛起，看似对激进主义不满而起的反动，实际上却自有其更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文化演变的态势而言，现代化潮流的急遽推进，在不断拓展其进步空间的同时，必然会因新旧体制的大转换而伴生难免的阵痛。这中间，不仅包括陈寅恪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注：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4页。 ）而在部分文化人中勾起的怅惘失落之情；更主要的，还因“破立”之际的剧烈震荡和文化改造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粗浅欠缺，势必使社会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不安乃至抵触，尤其是当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深刻的危机和弊端而难以自解时，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并长期影响不衰的社会思想基础所在。
    在现代文化的建设路线上，“西化”或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模式的更新主张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但由于更多地迎合了整个社会体制以“变革开新”为主题的大趋势，因而得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而文化保守主义却时运不济，一直受到社会的相对冷落。即使在三十年代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有意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改变此种颓势。
    文化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总体文化思路与“当下”时代使命间的某些脱节造成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结构变动。由于该过程是在强敌频侵和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的催迫，使以富国强民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成了这一变革年代最为激越悲壮的主旋律，任何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只有当它和这个主旋律的节奏合拍时，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或呼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于民族救亡这一方面的时代主题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并能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如晚清和抗日战争时）形成特有的影响，但在推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方面却显得步履滞缓，对于当时人普遍急切企盼的富国强兵，也缺乏有效的应变之术。而是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救世良方，有的甚至指望以传统社会固有的“伦理本位”精神，来抗衡和避免这类现代病。这样的主张，理所当然地不为历史所认可。正是这种与时代进步主脉或即或离的状态，框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格局。
    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并不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是树立了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形象。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大多是深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文化主张，容或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但却无不浸透着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其对新文化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弱点和将文化更新简单化做法的批评，也足以启人深思。故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趋势看，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客观上实起着推动其不断由表层拓向深处，由粗率走向精微，由幼稚趋于成熟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上虽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上则并不与当时的保守政权为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相继执政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其共有的保守腐败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权差不多都采用过笼络或威逼手法，试图令其服从于当局的保守政治，但却常常难以使其就范。从国粹派邓实、黄节对清廷官员威胁利诱的抵制，章太炎对袁世凯包藏祸心以及三十年代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公开斥责，到熊十力在困顿之中仍数次峻拒蒋介石对其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资助，（注：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都反映了这一点。熊氏1946年致徐复观的信曾论及此事，谓其欲办哲学研究所之本意，“原专藉乡谊（专字吃紧），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自在国族矣……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注：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这种现代学人的独立不倚品格和清醒的在野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探求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方面，他们的工作尤有不少建设性的贡献。他们认定，人类历史是一条从不断流的长河，精神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极强的延续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又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正须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新局面来。鉴此，其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但十分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意义”的成份，如人生哲学、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科学观念与方法的挖掘，还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互补、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民族化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总结继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是名家辈出，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并拥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钱穆等一大批现代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特别是推进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上，较之现代史上的大部分学术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独到的一面。尽管他们的探索未必都成功，他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也并不都可取，但对于今日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份有益的启示和可观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