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思潮作为一次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席卷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戊戌志士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大胆冲破知识分子不得干政的禁令，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办报纸，写文章，创立学会，开办学堂，宣传鼓动，奔走呼号，掀起了“公车上书”、“保国”运动、“百日维新”等一次次爱国救亡运动。戊戌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康、梁、严、谭之外，唐才常、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弟等也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他们的言论，反映了戊戌思潮的基本走向。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9页。）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114页。）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29页。）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88-189页。 ）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97页。）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203页。）
    康有为在连续给清帝上书的同时，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康在此书中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是为了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冲破阻碍变法维新的守旧思想，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从而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又撰著了《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在上海刊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1898年，在戊戌维新的高潮中，康有为为了给光绪帝提供施政蓝图，日夜加紧编纂各国变政考，以供光绪帝采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康有为的三部变政考有力地推动了戊戌思潮的高涨。为了寻求救国道路，他放眼世界，研究各国历史，介绍了大量外国的历史与现状，向世人宣传了各国形形色色生动具体、或因变法而兴、或因守旧而亡的实例和经验教训，扩大了中国上自皇帝大臣，下至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眼界。
    梁启超，是戊戌思潮的另一代表人物。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又是他的得力助手。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多次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变法的理论、内容、途径。他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旧中国，比作一幢千年古厦，瓦墁破坏，榬栋崩析，很快就要倒塌，最好的办法是“去陈用新，改弦更张”。（注：《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页。 ）梁启超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为武器，对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积极推进了戊戌思潮的发展。梁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的必然，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兴国家，“言爱国者必须自兴民权始”。（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3页。）而欲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他主张建学校、办报纸，进行宣传教育，培养“新民”，这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严复也是戊戌思潮的积极倡导者。他根据进化论的学说，重新改作了《天演论》，从而成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在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及其它著作中，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他系统介绍了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认识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从而成为戊戌思潮发展的理论基础。
    戊戌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他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他号召人们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这些思想带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成份，为戊戌思潮的高涨提供了理论支持。
    唐才常是维新派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1897年，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唐才常先后任《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湘报》总撰述，他利用报纸、讲坛，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唐才常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黑暗专制制度是“大痈”，他极力推荐英国君民共主的国家政治体制，认为国会为“西法之精”，“综观五洲大局，其以国会强者，十中居六七”。（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 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 ）他指出：用“君民交泰”的议会民主制代替“君民截然”的专制独裁是历史的必然。他详细介绍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议会为上、下两院，上院“以律师贤者充之”，下院“皆由民举”；两党轮流执政，“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 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要鼓励民间设厂，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商业上，他批判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反对“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强塞其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主张农、工、商并重。他还主张扩大对外贸易，“中国但有各国商埠，而无立埠他国之利，漏卮所出，尾闾不足壅其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应学习西方“所立商埠重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 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对于封建文化、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批判宋学“空陋迂疏，无裨学术”。（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 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呼吁“冲决吾文网，疗治吾病躯”，（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首先要废科举，别研新学。他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 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 160页、第134页。）同其他维新派一样，唐才常的言论中， 体现了鲜明的社会进化思想。他认为历史在发展，“而道与时在变迁，则人之智识权力，亦随时而增长”。（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 页、第134页。）他严厉抨击世俗之子，“荣古而虐今，贵耳而贱目， 尊旧而卑新”。（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
    唐才常的维新变法思想与当时的维新派相比，具有更加务实的特点。他将探索变法理论与从事变法实践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实践。“以言措乎用，则吾未之前闻”。（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 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言之匪艰，行之为艰”。（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在戊戌后期，唐才常以发动自立军起义的实际行动推动了戊戌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包括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在内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朝政府江河日下的形势及国家将遭瓜分的厄运，为使国家摆脱困境，呼吁变法，加入了近代改革者的行列。他们的思想也成为戊戌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光弟，生于四川富顺县，早年家境清贫。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进京应试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1894年冬，上《甲午条陈》，强烈要求抗战，呼唤国内变法。1898年，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得到光绪帝的赞许，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上行走。戊戌政变发生后，被捕遇害，是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甲午条陈》直言指斥了清政府的腐败，向光绪帝提出了四项具体的改革建议：（1）“请皇上乾纲独断， 以一事权也”；（2）“请皇上下诏罪己，团结人心”；（3）“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大奋英武，除恶务勇，罢斥李鸿章等军机大臣，“别简贤能大吏”；（4）“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 《条陈》“所陈之事，亦是天下之公言，人人所言者，特不敢言耳”。（注：《甲午条陈》，《刘光弟集》第51页。）但刑部“各堂官皆失色推诿，互相规卸”，不肯替刘光弟代奏。《甲午条陈》虽未能上呈，但在“衙门中喧然传之，各省亦多传说”，尤其在知识界流传较广，影响深远，启“疏逖小臣”上书言改革之机。为了扭转中国政治经济的危机，刘光弟提出了系统的维新改革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用君主立宪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他提出，中国“官事诸多不整，君权不行”，“现在归公办理之事，毫不认真，此中国君不行之故”，因此，“果能参用民政议院便好”。（注：《刘光弟集》，第266页。 ）在经济上，他主张学习西方算学、测量、天文、兵轮、炮车等先进技术。对内裁减冗员，以节省糜费，废除厘金，设立商务专官，讲求农工水利矿学，允许私人开办公司等。军事上，主张开设武备学堂，聘用洋将训练军队，“一意整顿练军，饬各省督抚讲求将才，修备关隘，精研机器等局”。（注：《甲午条陈》，《刘光第集》，第51页。）文化上，主张改革科举，加入算学、测量等考试内容，科举之外辅以特举之法，废除八股，重用士人以开民智等。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变法改革仍具有忠君和维护清朝统治倾向，但他向往西方议会制度，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为资产阶级维新改革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他多次上书光绪帝，陈请变法。他在向光绪帝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中，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极大轰动。在百日维新过程中，杨深秀积极筹划新政，呼吁变法，为改革政治现状而奔波。“三日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01页。）康有为关于变法奏议， 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他呈递到光绪手中的。杨最早向光绪提出八股取士，弊端极多。“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注：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力主对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注：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摈勿录用。光绪“毅然诏废制艺，实自此疏发之”。（注：胡敬思：《戊戌履霜录》，第4卷，第3页。）杨还上书光绪，陈述变法之必要，痛斥守旧之弊：“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踯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两端者不能行”。（注：杨深秀：《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作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三日。）
    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和宣布废除八股之后，顽固派“出死力以阻挠之”，并妄造谣言，力图推翻新政。杨深秀曾和御史宋伯鲁联衔上书，弹劾窒塞风气，反对禁抑人才，要求光绪帝广开言路，大誓群臣“以悚动观听”，对迂谬奏章，痛加申饬，并请刑部定律，“凡有复言更易国是，规复八股者，课以莠言乱政之罪”。（注：杨深秀：《请御门誓众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日。）杨深秀主张废除封建专制统治，最后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殚精竭虑，最终献身于维新变法事业，“缧絏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注：杨深秀：《狱中诗》，《戊戌变法》第4册。）
    林旭，福建侯官人，1893年中举人，1895年到京参加乙未科会试。以举人身份捐得内阁候补中书，暂留北京，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1898年5月，他响应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号召，参加了18 省乙未科举人1300余人的联名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1896年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等，在北京筹设中国较早的新式学堂--西学堂，培养通晓西学即外语、社会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人才， 林旭成为该学堂的生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国内情势危急。康有为倡议各省旅京人士建立地区性学会组织，以培养从事维新变法事业的社会力量。林旭率先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动员在京的福建维新人士，于1898年1 月在京发起成立“闽学会”。同年4月，康有为在京成立“保国会”， 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林旭成为该会“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注：《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56页。）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8月29日， 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保荐人才摺》，推举林旭，林旭立即被召见。“退朝具摺上，摺中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注：《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57页。）9月5日，光绪帝任命林旭等4人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均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
    从9月5日至14日，林旭在参与新政的10天里，不断地上书言事，反映维新派的变法要求，当时光绪帝看到的大部分变法上谕多出自他的手笔。作为清末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林旭能够从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并最终为其献身。他为戊戌思潮的高涨所作的贡献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