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由于资产阶级上层的局限性等多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是，戊戌思潮的兴起，对于冲击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为了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解放人们的思想，戊戌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的讨伐，他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专制，指出专制君主制度的存在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理论上阐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合理性。维新运动的主将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者也，为民办事者也，臣者也，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注：谭嗣同：《仁学》，卷下。）这一论述，提出了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指出封建君主并不是应天承运的权威，而是人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人民还可以“共废之”，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戊戌思想家掀起了批判旧文化旧教育的热潮。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者，只知道拿着几本圣经贤传来反对一切新生事物。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武器，冲破了封建统治“独尊”、“一统”的牢笼，为西学的输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严复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四篇，第一章《推翻新政》。）
    为了向西方学习，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的措施就是翻译西方书籍，办学堂、学会、刊行报纸。维新派认为译书、办学堂、办学会、办报刊这一整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是“陈其利害，广其见识，发其神思，开其风气”的唯一工具。几年间，“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无忌，警动当世”。（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48页。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传统的八股取士被废止而代之以策论；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各地开设了许多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下的学塾和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西方的名著如《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被翻译并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各种各样的报刊，风发泉涌，百花齐放，或是议论时政，或是褒贬风气，或是介绍西学，或是评价人物，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维新派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借以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君权。维新派以“西学”为武器，通过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潮。在近代史上，许多革命党人都经历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其中戊戌思潮的深刻影响是促成其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戊戌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维新志士们所做的大量的社会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第一，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概念。他们正告国人，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注：梁启超：《新民说》。），正处在列强争夺“盘涡之中心点”。（注：梁启超：《民主竞争之大势》。）要抵挡帝国主义侵略，唯有实行民族主义。为了从根本上启迪人们的爱国心，维新派不遗余力地宣扬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强调国家不是一人一姓的私产，不论对于个人、朝廷、外族、世界，人们都应具备国家观念。“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注：梁启超：《新民说》。）这一新国民概念，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启蒙教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快了国民觉醒的步伐和解放思想的进程。
    第二，戊戌解放思想的热潮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批判封建糟粕，吸取西学精华的同时，建立了一整套变法理论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上书、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建立学堂等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一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可喜局面。资本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对于冲破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藩篱，打破几千年所形成的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和狭隘守旧的传统思想方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唤醒国人开始用资产阶级的理性之光，去对抗并逐步摆脱封建愚昧，促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戊戌思潮系统地传播西学知识，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特别是加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系统、通俗地宣传培根、达尔文等人的学说，整理和介绍了欧美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重要理论著作以及《独立宣言》等文献。他们还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学说系统化，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界。这些制度、学说、思想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火炬的照耀下，举起了对封建政体和纲常名教批判的旗帜，实现了由维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
    第四，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结合实际，对中国现状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和一个又一个具体建议，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的一些合理主张被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和发扬。但是，他们的纲领、建议又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没能在中国形成系统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维新派虽然满怀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侵略深恶痛绝，并提出了以武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但同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外国列强保持联系。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却又划不清与封建势力的界限。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却又没有勇气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戊戌思潮的这种局限性，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深度还没有达到时代的要求，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思想理论上准备的不成熟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告诉人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思想解放的路程是相当漫长遥远的，需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提出解放思想的新任务，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