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梁氏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
    梁氏对中国古代史籍之不成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徒耗民智一直心有不满，所以很早就萌发了自编一部《中国通史》的想法，认为“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己。”[3]（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为了编写《中国通史》，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分别论述了列传、合传、专传等史学性传记的具体操作原则。
    （一）列传、合传的做法。关于列传，梁氏曾作这样的说明：“列传这个名称，系由正史中采用下来。凡是一部正史，将每时代著名人物罗列讲多人，每人给他作一篇传，所以叫做列传。”
    那么列传该如何去做呢？梁氏主要对前人的经验作了一番总结。如为文学家作传，梁氏提出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他的批评。梁氏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为甚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那些优秀的作品，“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所以“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至于要转载批评的文章，那是因为即使作品失掉了，因有评论保留，“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
    此外梁氏还分别论述了为政治家，为政治家同时又是文学家；为方面多的政治家和方面多的学者；为有关系的两人及为许多人等作传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及其理由。
    对于合传，梁氏认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所以对于合传，梁氏颇感兴趣，特别是研究了章学诚、魏源等人所作的富有创造性的合传后，梁氏更是深受启发。如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中的合传：
    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余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
    梁氏尤其赏识魏源《元史新编》中的合传，认为它们“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不失为是一种革命。为此，梁氏不无兴奋地说：“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
    要做合传，有一关键的问题就是得确定什么样的人物可合作一传。对此梁氏主张可先把人物分成两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
    （他们）时代相同，事业相同，两人代表两派，凡读《王安石传》时不能不参考《司马光传》。与其分为两篇，对于时代的背景要重复的讲了又讲，对于政治的主张有时又不免有所轩轾，何如合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迹亦较公平。
    梁氏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国内，他认为“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事业相同，可以合传。”为此梁氏还举了许多例子，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墨翟与耶稣；屈原与荷马；清圣祖与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等。国内结合、中西交融，使读者能够从世界范围去把握人物，这样的合传做出来，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二）专传的做法。所谓专传就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它与列传的不同正如梁氏所指出的：“列传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由于专传只是在篇幅、容量上胜过列传，其他方面与列传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梁氏在谈到列传的做法时，特别点明专传亦可应用。但是梁氏《补编》中只谈专传，意不在总结前人经验，而是试图使之脱胎换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新史：
    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梁氏曾有过“以传代史”的宏大构想，希望能够选取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百位传主作为中心，把相关的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他们身上，“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他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
    那么，这种专传具体该怎样做呢？梁氏以自己酝酿多年而尚未做成的几部专传为例作了详细说明。比如《玄奘传》的主要目的”，所以在这部专传里，梁氏把玄奘作为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提出应着重叙述释迦牟尼以来佛教教理的变迁，玄奘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玄奘之后佛教又是如何由大唐传入日本，“一直叙到现在。”至于玄奘的私生活，梁氏认为也是不可不写的，但必须巧妙地插入到佛教教理的叙述之中，“随时点缀，不必使人看出针迹缝痕”，以免冲淡了作传的真正目的而流于行状一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