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氏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见解
    自司马迁《史记》以来，中国古代传记即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如何看待既文亦史的传记，如何妥善处理传记的文史关系呢？这不仅是古代学者聚讼纷纭的一大话题，也是当代传记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对这一问题，梁氏同样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梁氏的内心深处，首先即有史学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之分，在此基础上，根据两类传记性质的不同，或重文或重史，使用着两把相似而不相同的尺子加以衡量。下面我们即作一探讨：
    （一）面对据事实录。古代中国是一个尚实的国度，早在先秦，孔子即以“不语怪力乱神”相标榜，这种尚实的风气给予文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就以传记而言，自《史记》一出，首先受到肯定的就是它的求真求实，班固评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自此以后，是否据事实录始终是论者评价传记作品成败得失的首要标准。
    作传须得据事实录，梁氏绝无异议，但是他能根据文学性传记与史学性传记的区别而采用不同的实录标准。对于文学性传记，因为它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旨归，“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人的个性”，所以就应当按如下的标准进行实录：
    凡是以表现传中人个性的言论行事，无论大小，总要淋漓尽致委曲详尽的极力描写，令那人人格跃然于纸上，宁可把别方面大事抛弃，而在这种关键中绝不爱惜笔墨。[3]（P17-18）
    但是对于史学性传记，梁氏绝不提倡“宁可把别方面大事抛弃”而唯取小事的做法，因为既为史学性传记，就得突出其史学性，必须录取那些能见出历史因果，能表明传主历史地位的内容。这种实录标准，在梁氏论述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就梁氏自身创作的一系列史学性传记来看，同样也得到了很好地贯彻。比如梁氏为李鸿章作传就非常注意收录那些曾对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奏议，中外条约等，而对于李鸿章的许多私生活，梁氏认为它们与历史无多大关涉，“无关大体，载不胜载”[3]（三《李鸿章》）因而宁可少录甚至不录。对于史学性传记，可以说梁氏最讨厌那种“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3]（九《新史学·史学之界说》）的做法。
    由上可见，面对据事实录原则，梁启超有着自己许多崭新的见解。以他的标准来看，凡传记都该据事实录，但据事实录不见得就是史学性传记，也不见得就不能成为文学性传记。文学性传记与史学性传记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实录的侧重点不同，前者要视是否有利于人物形象刻划来实录，后者则要视是否能显示史学意义而来实录。
    （二）面对人物形象。以人为描写对象的传记，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古人一向很看重这一问题，并把它视为评价传记成败优劣的另一重要标准。但是，对于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梁氏又有自己的理解。比如他同样深爱《史记》，把它视为“千古不朽之名著”，“《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3]（十三P31），但他的具体看法跟古人又有不同。他站在新史学的角度，对其中的许多列传就提出了批评，他说：“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3]（十三P31）。
    为什么这些有着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优秀史传反不被看好呢？原因就在于梁氏认为史学性的传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应该与文学性的传记有所区别。对此，我们在论述“据事实录”问题时实际上已作了初步的说明，此处我们再加以深一层的研究。
    对于文学性传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梁氏的理解跟前人是一致的，此一类传记中的人物形象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也就是借助于文字把他们如实描画出来的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一个社会中想找两个绝对同样的人，断断找不出”，所以从事文学性传记创作的作者，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人与人不同的个性写出来。也正因如此，所以文学性传记除了不能凭空虚构外，其他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与小说是相通的，可互相借鉴。这就是梁氏所谓的懂得《水浒传》的写人艺术，“对于传记文作法便有入手处了。”
    但是对于史学性传记，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形象塑造了，因为它还要承担更重要的史学任务。依据梁氏的理论，如果我们把文学性传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称之为生活化的形象的话，那么史学性传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我们可姑且把它称之为是历史化的形象。担负载史重任的史学性传记，不能停留在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上，而要上升到历史化的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这有两方面要求：其一，在传主选择上，要认取梁氏所谓的“历史的人格者”作为对象。“历史的人格者”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英雄，伟大人物，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动的作用，对历史的进退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二，在传主形象的塑造上，应把他放在历史的座标轴中加以考察，要选取那些能表明其历史位置，能揭示历史因果律的材料来进行刻划。如果仅仅是为写人而写人，把他从历史中孤立出来，那么从史学意义上说：“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