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氏传记理论的贡献
    前面我们论述了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其贡献可从以下三方面去说：
    首先，梁氏能够拨开迷雾，通过宏观的审视，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性质不同的各种传记的客观存在，因而不强求一律，而是给予区别对待。梁氏虽未有史学性传记，文学性传记的直接提法，但他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界说，实际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史学性传记、文学性传记作了区分，明确了它们各自的职责。
    中国古代人物传记虽成熟极早，但由于它们是一种开放性的文体，一方面可以堂而皇之地跻身于正史之中，担负起载人载史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又可离史独立，只要人真事真，任凭自由挥写；而且还可以改换面孔以墓志、行状等应用文式的面目存在，由于被这种复杂的现象所迷惑，古人长期以来未能看到它们的异中之同而把它们一一纳入到传记体系中加以宏观的审视，相应地，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宏观的指导下，根据传记的同中之异分门别类一一给予科学的界说了。由于缺乏科学界说，论述上的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也就势不可避。由此可见，梁氏对传记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给予界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必将有助于把传记研究真正引向深入。
    其次，梁氏从更好地为编写新史服务的目的出发，以新史学观念为指导，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虽然梁氏以前，刘知几、章学诚等对传记也有过许多论述，但专以传记为研究对象，且论述是如此地细致入微，而又着眼于实际的操作应用，梁氏则是有史以来第一人。
    史学性传记应遵循哪些操作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梁氏知难而进，不仅对前人的创作成败作了阐幽发微、归纳总结，而且旨在破旧立新、发明创造，努力倡导“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精神”，“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这一新型的合传体裁，并大胆构想出“为行文方便起见”而选中某一人物作中心，“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的人为史用的专传模式。总体上看，梁氏对前人的归纳总结往往系统而能抓住要害，足可见出其对中国古代传记的准确把握；而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则每每举步维艰，难以圆满，但却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充分体现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第三，对以什么标准据事实录，以什么尺度评价人物形象问题，梁氏能根据史学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之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从而第一次比较科学地回答了传记的文史关系。
    中国古代一向文史不分，所以当古人论及史传时，每每喜欢讨论其文学成就的高下，几部写人叙事技朽高明的史书，大都受人首肯，并敏锐地洞察到史传与小说的关系，指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4]（P209），但对如何借史传以实现史学的目的却始终语焉不详。当古人论及正史之外的散传时，则又常常习惯于把其与史相比，而不能把重点放在研究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上，尤有甚者，有些散传反因讲究人物形象刻划，并取得较高文学成就而遭到责难，真可说是咄咄怪事。如清代侯方域的《李姬传》、《马伶传》，刻划人物，生动传神，是难得的人物传记，但当时的汪琬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以小说为古文辞”，不是实录而有夸饰，因而“不雅驯”，另一位叫陈令升的更以“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足名家”的言语相攻击。与古人相比，梁氏不是孤立地看待传记的文史关系，而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其论述更新近传记实际。无疑，梁氏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以上我们简单谈了梁氏传记理论的贡献。最后必须附带说明的是，梁氏的传记理论远非至善至美，尚有许多观点值得推敲。限于篇幅，这方面内容我们只得从略了。
    [收稿日期]1999-01-13
    【参考文献】
    [1]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梁启超。饮冰室专集[M].上海：中华书局，1989.
    [4]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A].奇书四评[M].宋俭编著。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