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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中叶，人们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强调个人选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把倡导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视为美国文明的标志。这当然丰富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但也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一些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对城市和政治品德的含义的混淆和无视公共利益。这两个后果侵扰着城市史研究和城市的现实生活，不容回避。 就其积极面而言，对城市的新认识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史热，随之而来的是，学者们各选焦点，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成就斐然。这股热潮的成果不仅包括学术专著、教科书、选集、期刊、丛书，而且也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社区和郊区史专项研究、历史协会、城市遗迹保护会、大众史研究会和大众史学史协会（两者都主要研究城市课题）、地区与城市规划史学会的相继建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城市史研究会”，会员逾600人，其中有档案馆员、城市遗迹保护人员、史学研究会员、博物馆馆员和其他不同专业中的城市史学家。该协会还发行两年一期的通讯，承办会议，每年都要表彰优秀的博士论文、文章及美国史与非美国史研究专著。 可以想见，骤然增长的这种研究热潮必然是以城市为背景寻求和探讨一系列新课题。目前，有人认为，城市史研究热起源于近年来的黑人、白人少数民族、妇女、劳工阶层、体育、大众文化、家庭及文化多元化等方面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然而，从城市的角度研究这些及其他热点问题并不是新鲜事，实际上，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阿瑟·施莱辛格就已经探讨了上述问题。他的同龄人或对其进行补充，或进一步对他所论述的问题深入展开、提出新看法乃至不同意见。『1』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城市的学者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在许多方面以社会宿命论为基础和原则的世界。他们相信，在历史和现在，不同的文化群体构成厂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源于他参与自己所属群体的生活。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各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根植于该群体所在地区的历史及他们自己的社会经历。根据他们的观点，可以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产生于该群体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经历，不管该群体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南部、西部，还是在边疆、外国或某一城市的某个街区。但是，在一定地域内，一个群体在阶级、职业和性别方面的社会等级制也会成为该群体文化的来源和基础。 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由于外在“力量”或“因素”的影响，各群体的文化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总的说来，在二三十年代，研究城市的学者们相信，群体的迁徙会导致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竞争，而彼此间的合作有益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进而又影响和改变了各群体的文化。这种过程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一些群体从偏远闭塞的农村迁入一个各群体接触频繁和碰撞激烈的城市。此外，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还认为，在城市里，刚刚被城市化的群体的历史也是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里，城市内的人口流动和融合会推动经济和技术发生变化。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城市生活经验最丰富的群体会优先蓬勃发展，因为他们的文化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应。随着城市的日益现代化，这些群体在保留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那些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的群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必然是“滞后”的。在城市里，那些初来乍到的群体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他们进入城巾后就陷入了贫民窟的陷井，这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而且还孤立于城市社会生活之外。 对城市生活的这种新认识表明城市问题过去始终存在，而且将来还会始终存在。但是，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都以乐观的态度去审视城市史和城市生活，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是各种不同群体云集、彼此关系密切且互相影响的地方。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和技术也会发生变化，进而提高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容纳所有群体的民主社会，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性维系着各群体之间关系。总之，这种观点把“进步”与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相信只要各群体以竞争和合作的方式相互影响，保持社会与城市安定，那么城市化就等于社会的进步。在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结论是，那些思想深邃、善于处理不同群体间关系的“经理”都曾经成功地，而且将来也能够成功地规划城市生活，从而推动城市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2』 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无论历史还是现在，在不同群体间培养相互理解和宽容的心理是维护社会与城市秩序，鼓励各群体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的必要前提。在城市里，对落后群体实行隔离的居住模式也能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然而，他们又认为，这种隔离是动态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必要步骤，因为通过隔离和宿命论中诸种因素的作用，加上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会逐渐地使各群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具有竞争力，从而使落后的群体能迎头赶上，并开始进入一个在文化上与其他群体具有共性的时代。这种融合进程更容易维护社会和城市的安定，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使隔离的居住模式最终变为历史的陈迹。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社会宿命论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并没有促成各群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和融合，也没有迎来一个社会与城市和谐发展的时代，更不用说苏联和德国了，因为那里的其他宿命论观点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后果。事实上，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宿命论思想的潜在危害性以后，便重新审视施莱辛格等人的观点，并且在50年代对其质疑批驳。『3』这种变化是以两种观念的变化为前提的。第一，对城市新认识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的基础单位是个体，而不是群体；第二，新认识偏重于个体选择和界定其自身文化的能力和义务，而不是个体吸收和消化其所属群体文化的能力和义务，尽管这种选择（如果是自愿选择的话）具有其合法性。『4』 在文化生成中强调个人选择，最终导致了新城市史学的产生。这种新史学的第一部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理查德·c·韦德的经典之作《城市化的边疆》（1959年）。它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的地方主义。韦德推翻了宿命论思想，认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以相同的梯进方式开发不断西移的边疆，不仅使美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在超越各地区和各文化群体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精神和文化。实际上，韦德在整体上避开了宿命论的观点，特别是宿命论中关于边疆开发和地方主义的观点。他不仅强调西部城市超越农业开发阶段的模式，而且把边疆城市视为一个不同文化群体汇聚一处、致力于界定和确立其生活方式的地方。他注意到，这些群体中多数无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刻意要建立一个与故地文化颇为相似但确有改进的文明，这在客观上使边疆城市在各个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文化杂质性特色。 韦德还抨击了种族关系中的“渐进主义”。他指出，一个文明社会对黑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行了非自愿性种族隔离。这种行为导致了黑人在城市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韦德相信，种族隔离并没有在不同群体间促成相互理解和宽容，而是加剧了群体间的恐惧和相互怀疑。由于白人对黑人的厌恶心理不断增强，他们于1829年在辛辛那提发起了长达三天的种族骚乱，企图将黑人赶离该地。但是，韦德注意到，由于白人之间产生了分歧，驱逐黑人的努力失败了。这次失败使黑人将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推向另一个层次：即由原来争取在该市的居住权上升到在该市“争取更好的生活权利”。 《城市化的边疆》首次面世后，许多历史学家用同一视角考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尽管他们研究的焦点、形式、政治倾向及生活方式中的偏见等各不相同，但是，这些新史学对基本相同的史实--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为行使选择权而进行的从未完全获得成功的斗争史实--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促成了1950年以后“大众史学”的勃兴。与此同时，城市史档案、史学研究会、博物馆、城市遗迹保护项目和协会等纷纷应运而生。对城市的新认识使史学家们把文化发明和民众在设计和点缀其生活时所用的手工制品均视为历史资料的来源，民众生活又是人类创造历史并使之得以延续之关键所在。这等于提醒人们，在历史上，个人也在创造文化，也在寻求自己所要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提示无非是要说明，在创造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个人的行为都有其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