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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城市的新认识强凋个人选择在文化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其后果已超出了历史研究范畴。例如，它为人们憎恨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在，共产主义似乎成了“非自愿性文化归同”的代名词。这种理论不仅对美国发起冷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还最终侵蚀了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归同思想的合法性。它为美国人在对待城市和城市居住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上鼓励民众自我选择生活方式的趋势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鼓励自我选择的趋势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和70年代黑人、白人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年迈者、身残智弱者等所追求的“解放”。所渭解放，就是个人行使界定、选择和改变自我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权力，并且把自己的居住地设计或选择在与“自我”相一致的民族社区。 然而，对城市的新认识并没加强社会的安定，相反，它在生活方式并不协调的各群体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冲突，因为个体选择权的神圣化表明，一个人或其所属的群体的选择不得妨碍他人或他人所属群体行使其选择权。所以，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引发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病毒。在专家学者看来，有这种思想的人常常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使那些愿意做出让步的人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或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但是，要行使这种权力，就必须居住在与“自我”相一致的群体的社区。这种思想使政府政策变得软弱无力。而联邦、州和市政府都似乎谨慎地尊重各社区的“价值观念”，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加剧（而不是解决）了不同群体依其生活方式和其他选择而界定的社区“边界”上日益增多的相互冲突。 我认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根源是近些年来，城市公民的身份日渐淡化，关心公众利益的思想黯然失色。这些问题是二三十年代的城市史研究中所没有遇到的。社会宿命论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它相信，在社会上“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相互影响并促成“社会进步”，其标志是，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都能提高，各个群体都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各群体在文化上都有某种共性。换句话说，在二三十年代，施莱辛格和他的同行们都认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城市和政治进步是密切相连的。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公民履行其良好的公民义务，增强群体间的理解和宽容，为城市和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而牺牲个人的利益，都是维护和推进多元文化进步的基础。所以，他们的著述中所包含的信念是，应以叙述的手法，把历史变为有价值的遗产，并依据城市政府所得到的选民敬重和忠实的程度，来判断和分析它在推进大众利益方面的成败。 但是，自从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后，上述思想被取代了，并且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它把我们从宿命论的监禁下解放了出来，为许多人提供了更多的行使自己权利的机会，使尊重和保证他人行使权利成为绝对之必要。可以肯定，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愿意放弃获得解放的机会和我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尊重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即丧失了公民应有的城市和政治美德，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场城市和政治品德的危机，其根源在于反叛宿命论后所产生的另一种后果中--美国生活中的心理学解释。这种现象在四五十年代已露端倪。当时，人们对“自我”这一概念的兴趣骤然锐增。到60年代后，强调充分发挥自我才能，完全实现心理上的“需要”已成为社会上颇为广泛的超越党派的热点。其倡导者认为，个人需要且应致力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实现自我价值”这个概念和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做法冲淡了公民应尽其城市居民义务的思想，以前那种以关心大众利益为个人最大之满足的思想也不存在了『5』。强调“自我价值”并将其作为个人心理上的奋斗目标，这不仅使许多人把个人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而且还重新界定了政治和城市活动的含义，并且以此为手段去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去推进大众利益。 当然，公民对城市忠诚感日渐淡化，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由此引起的不安并非新鲜之事。自50年代起理查德·韦德等人就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到70年代，它也引起了其他观察家的不安。在这10年间，美国人的自恋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卡特总统也称它为“折磨”美国社会的“小病”。到80年代这种担心有所减弱了，90年代又开始出现。在1992年总统选举期间，保罗·聪格斯和其他总统竞选者的警言中这种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最清楚。现在，我们都陷入这种不安之中，需要大家作出牺牲，相互关照，共同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因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而引起的长期不平等现象。这是对“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讽刺。 如果院外集团和国会近来的行动及民意测验能导致一项议案的产生，那么，对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尽管人数不多）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即使我们在某些政策的适度上存有分歧，我们应该利用城市史研究的繁荣，推动这项事业。我们应该传递信息，表明政治与文化多元化的存在必须以群体问的宽容和妥协为前提。理查德·韦德等人作为学者、城市居民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对城市的新认识已经为我们超越自我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使我们能够把人们对政治和城市的热情转化为推进大众利益的力量，拓宽公民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还应该牢记，在历史和现实中，人们始终都有（有时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关注自己的城市身份及经济上、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问题。这种立场有助于我们把关心大众利益的思想置于我们的城市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种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试金石。以此为核心，我们在心理、文化和经济冲突中，可以通过对话达成妥协，清除群体间的反感情绪。正是群体间的冲突，社会上敌视政治和政府的情绪，才使政府政策软弱无力，这在客观上又孕育了腐蚀社会的犬儒主义思想，削弱并威胁了城市与政治美德思想及公正而持久的民主制度。 最后，这些提示还有益于恢复城市居民身份的思想，可以解决我们耳濡目染的叙述史和分析中的问题：即如何展示历史，并把它作为一个有情节的故事，有上、下限；在分析上，围绕城市职能、权限、连贯性、业绩和失败等，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这样的叙述史不仅能满足美国大众利益的需要，而且还能在全球斗争中增强我们的实力，实现超越自我。这可能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一场斗争。正如瓦卡洛夫·哈弗尔所说：“在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中，通向和平共处和创造性合作的可靠途径不是从政治观点、信念、敌对情绪或同情出发，而是始于所有文化的共同基点，是从人类灵魂深处出发，从超越自我开始。”『6』 注释： [1] see, e.g. arthur m. schlesinger,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1922）， and “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 - 1898” （1933）， a volum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series,” edited by sehlesinger; see also the other seven volums in that series published before the late 1920s. [2] for a compatible but slightly different take on schlesinger‘ s work in the 1920s and 1930s, see terrence j. mcdonal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new history: reading arthur meier sehlesinger’ s the rise of the city,1878 - 1898”,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0 （september, 1992），pp. 432 - 445. [3] see, e.g.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27 （june 1940）， pp.43 - 46; and zane l. miller, “pluralism chicago school style: louis wirth, the ghetto, the city”,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8 （may 1992）， p.265, p.272. [4] see forrester b. washington‘s review of benjamin quades frederick douglass, in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23 （march 1949）， p.121.for additional evidence of the shift, see zane l.miller and bruce tucker. “the revolt against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action: a view from cincinnati”, in jack salzman ed., prospects: an annual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15 （1990）， pp.413- 445. [5] on the rise of interest in the self and on self-fufillment as self-ac-tualization, see muzafer sherif, “self-concept”, in david l.stili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4 （1968）， p. 150; r.h. stensrud, “self-actualization”, in ragmond j. corsini, ed.,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vol.3 （1994）， pp.359-360; and r.c.wylie, “self-con-cept’‘, p.360. [6] vaclav havel, “the new measure of man.’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4. a15.c.5.for a critique of the recent emphasis on civic asopposed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irtue, see jean l.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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