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并失去了朝鲜。因为朝鲜是当时中国的最后一个属国，因此，它的丧失，标志了宗藩政治的彻底瓦解。
    宗藩政治的瓦解对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甲午战后，先前中国的属国至此完全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国际新秩序，相继沦为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西方、日本在夺取这些国家时，虽然标榜“承认它的独立”，如法越《西贡条约》中曾规定“法国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可是事实上，法国在从中国手中夺取对越南的宗主权后，它只是“借政治的、和平的，和行政的行动去扩展和加强它在越南的势力”，并进一步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的西南地区。在1895年4 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曾“允许朝鲜独立”，但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抵制沙俄势力向朝鲜的扩张。10年之后，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击败了俄国，不仅控制了朝鲜，而且在稍后不久，便正式吞并了朝鲜，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当初允许朝鲜“独立”完全是一个骗局。非但如此，战后，日本还将其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在西方列强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辽东半岛。此后它对中国的侵略再也未停止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被坚决挡住而折回”。（注：赖德烈：《中国近代史》第85-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一卷，第66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宗藩政治瓦解后，作为远东国际关系的替代物，日本在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推行殖民侵略扩张中，为了独占中国，称霸亚洲，曾先后提出过“亚洲解放论”、“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论”，企图取代宗藩政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他们以亚洲的主宰自居，从狭隘的黄、白人种观念出发，把日本以外的所谓欧美白种人说成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提出要把亚洲各国从欧美的殖民统治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掩盖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奴役。它们的所谓“解放”论，就是改由日本独占。所谓“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国任由日本宰割。日本的一位历史家对日本的这一政策解释得十分透澈：“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资源缺乏，需要向外发展，日本的大陆政策乃是命中注定了的，不采取这种方向，日本只有灭亡。日本必须确保朝鲜，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注：佐野袈沙美：《中国现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52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亚洲解放论”、 “大东亚共荣论”就是这种殖民侵略的外包装。
    为了掩饰“大东亚共荣论”的侵略本质，日本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还常常将它同中国的宗藩政治进行所谓的比较，以之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所犯下的罪行。宗藩政治虽说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东方国际政治，然而同日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政治毕竟有着重大的区别。
    首先，宗藩政治是一种建立在儒家伦理观点上的国际秩序，多少世纪以来，它之所以为日本除外的东亚各国所接受，“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名义上的上国地位为属国人民保留了最大的自由和对于他们的钱袋的最小损失。中国一贯乐于容许自治，包括征税在内。中国容许把自治作为一种内核，如果能够以朝贡和名义上臣服的饰金外壳来满足它的帝国尊容的话。”（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 1958年版。）她不干涉属国的内政，没有对属国的骚扰，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她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权利和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在文明、文字和领土方面都代表了更自然的关系。”贡使派往北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有经常性、连续性和一种远为深刻的义务感”，“进贡本身”只是“一种藩属的标志”。（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其本质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政治，是对东亚各国的武力征服和疯狂的掠夺。这种“共荣”是用刺刀和枪炮建立起来的对东亚各国人民的“军事暴力统治”，是一种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政。
    其次，宗藩政治存在久远，它是以东亚各国向慕中国历史文化为前提条件的，彼此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作为基础。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却没有这个基础。“中国为什么能够远久地得到它的属国的极度尊敬的另一原因，是它的灿烂的文学可以同样地通过朝鲜文、越南文、日本文或琉球文使人读到，这对于蛮夷们的思想引起了感召，就象衰微的罗马对于欧洲的野蛮人仍旧有着一种半宗教的迷惑力一样。……一句话，中国与罗马一样，是在道义上毁灭不了的。”（注：卫斐利：《中国历史》第437-439页，孙瑞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认识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6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政治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血腥地杀戮，残酷蹂躏。它是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的“罪孽渊源所在”。它不是亚洲各国自然形成的政治联盟，在亚洲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它在1945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破灭是毫不奇怪的。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东亚各国早已摆脱资本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并选择了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一贯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然而日本“大东亚共荣”政治的幽灵时不时出现，这就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历史证明，凡是腐朽反动的东西，终究是要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