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清帝万言书》的若干问题考证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的清代军机处档案抄本中发现的。后经台北中研院约聘助理研究员潘光哲先生标点整理,约一万一千余言。该折原名《中倭苟且行成,后忧方大,敬陈管见呈》。这是陈炽向清廷所上奏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它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陈炽的改革思想,是一份研究晚清变法史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现将陈氏《上清帝万言书》若干有关问题厘清如下: 其一、关于《上清帝万言书》递上的时间。 陈炽此书是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上下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大论战的情况下递上的。光绪皇帝迫于割台后的危迫局面,“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决心奋发图强,并发布诏书称:“君臣上下,惟当一心,痛陈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求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98页。) 在光绪皇帝的诏书感召下,廷臣纷纷呈递奏章,阐述己见。光绪帝在内外臣工奏章中共发现了九件十分有价值的奏折,并颁布谕旨让各地督抚将军对九件奏折进行讨论,以推动甲午之后更张变革,其中即包括了陈炽此折。(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1页。 )陈炽此折之末尾所署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6年6月16日)。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亦有章京陈炽五月初六日呈递条陈一件的记载。 其二、陈炽《上清帝万言书》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 陈炽与维新派因为共同主张采用西法,变革旧政,故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梁启超在给夏穗卿的信中曾指出,“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注: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由此不难看出,陈炽的西学水平与维新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所谓派游学,设商部,办译书,修铁路等诸多新政措施,都可以原封不动的在陈炽的条陈中找到。而且,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亦有许多与陈炽此折有关系之记载。康氏曰: “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撼於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页。) 从康有为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两层意思,一是陈炽实际上是维新派与翁同和之间联络的传话人。翁氏位高势尊,不能常与康有为往还,许多意见是通过陈炽转达;二是康有为提到的翁同和让陈炽“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根据我的推断,这十二道新政意旨,很可能即陈氏《上清帝万言书》中所提到的“变法宜民”中的十项内容,其中很多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其三、关于《上清帝万言书》的呈递与翁同和的关系。 由康有为年谱记载,可以看出,陈炽与军机大臣翁同和的关系迥非寻常。翁同和当时除了户部尚书之外,既是帝师,又兼总理衙门差事,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因此,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陈炽本人,都很注意和翁氏交往,以便取得他的支持。 只要翻阅一下翁氏日记,便可以找出翁同和与陈炽围绕此次上书的交往。现将翁氏日记有关部分,征引如下: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得陈炽电,上海发,昨日到。宋育仁信,英国来,皆论时事,二君皆通才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776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陈炽亮以封事送看,八条皆善后当办者,文亦雄。”(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03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余,其实纵横家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12页。) 由翁氏上述日记可以看出,陈炽与翁同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亦颇频繁。翁氏对陈炽是极为赏识与重视的,不然不会称其为“通才”、“国士”;而陈炽则是把他的改革计划实现的愿望,寄托在翁同和身上。他们之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但使陈炽感到,自己的改革是有靠山可以依赖的,同时也制约了陈炽的整个改革方案。尤其是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要求。 再有,因为翁氏四月十八日日记明确记载,陈炽的“封事”曾送他过目,并认为封事所述事项,均为当务之急。我推测,这件封事,即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陈氏此书所罗列改革事宜为七大项,分别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边防、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这些大的项目,比翁氏日记中所记“八条”,似乎是少了一条。我推测,陈炽可能是根据翁同和的意见,又对自己的条陈进行了修改,最后成为七条。而翁同和称,这些条目“皆善后当办者。”可以确定,陈炽的改革计划,是颇蒙翁同和肯首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用了很长时间酝酿写成的,至少在四月十八日之前,即已成文。而五月初六日递上的则是最后的定稿。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登有“章京陈炽条陈一件”,与陈氏在《上清帝万言书》后所记日期相符。 其四,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坊间是否有流传?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在递上之前,除了翁同和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过陈氏此条陈的完整刊本。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赵树贵,曾丽雅所编的《陈炽集》,对陈炽研究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该书文录部分刊载了陈炽的《上善后事宜疏》。该疏实际上与《上清帝万言书》是同一条陈。只是《陈炽集》的作者,因为没有机会见到这份档案,因而出现了某些不够准确的判断。如编者对《上善后事宜疏》的说明文字云: “本文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四,陈忠倚辑,光绪戊戌三月宝文书局石印。据文内所言‘去岁中倭构衅’、‘今辽左虽还而朝鲜已失’等,可知该文撰述于1895年11月8 日订立《交接辽南条约》之后的一、二个月内,即1895年11月或12月。”(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6页。) 而在他们所编写的《陈炽年谱简编》中,於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又记载曰:“呈条陈一件,疑即《铸银条陈》”云云。(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91页。) 参照新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可知这些考证文字并不准确。 实际上《上善后事宜疏》只是摘录了《上清帝万言书》所提出的七项改革建议中的三项。《上善后事宜疏》把陈炽给皇上的条陈中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几乎全部删掉了。即使在他所节选的三项改革建议中,也有许多重要删改。这些改动,有的出於政治方面的考虑。如在“阜财裕国”一节中,删掉了“非我皇上神明独断,仿效西法,得人而理不为功。此泰西政治之根源,富强之本计,而独惜中国之人,掩塞聪明,昏然不悟也。”这些敏感的论述。还有的删改,出於人事关系方面的考虑。陈炽觉得有些话,在皇上、翁同和面前讲可以,如刊印流传,则需“内外有别”。如在“分途育才”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欲自强,必须变法,而欲变法,首在得人。天下事,盖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中国王大臣中,自曾纪泽外,真知西法者,寥寥无人。张之洞知之,而凌杂芬乱之弊不免;其余虽有知之者,然职居下位,学少专门。天下虽广,遂有乏才之患,则在上者,无以养之而教之故也。”(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朝夷务始末》,稿本,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一一注明。)很显然,这样的论述如果在坊间流传,自然会引起张之洞的很大反感,故而被删掉了。而在这里,已经明显表露出陈炽对洋务派人物的鄙夷不屑,不以为然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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