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清帝万言书》的若干问题考证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的清代军机处档案抄本中发现的。后经台北中研院约聘助理研究员潘光哲先生标点整理，约一万一千余言。该折原名《中倭苟且行成，后忧方大，敬陈管见呈》。这是陈炽向清廷所上奏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它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陈炽的改革思想，是一份研究晚清变法史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现将陈氏《上清帝万言书》若干有关问题厘清如下：
    其一、关于《上清帝万言书》递上的时间。
    陈炽此书是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上下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大论战的情况下递上的。光绪皇帝迫于割台后的危迫局面，“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决心奋发图强，并发布诏书称：“君臣上下，惟当一心，痛陈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求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98页。）
    在光绪皇帝的诏书感召下，廷臣纷纷呈递奏章，阐述己见。光绪帝在内外臣工奏章中共发现了九件十分有价值的奏折，并颁布谕旨让各地督抚将军对九件奏折进行讨论，以推动甲午之后更张变革，其中即包括了陈炽此折。（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1页。 ）陈炽此折之末尾所署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6年6月16日）。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亦有章京陈炽五月初六日呈递条陈一件的记载。
    其二、陈炽《上清帝万言书》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
    陈炽与维新派因为共同主张采用西法，变革旧政，故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梁启超在给夏穗卿的信中曾指出，“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注：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由此不难看出，陈炽的西学水平与维新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所谓派游学，设商部，办译书，修铁路等诸多新政措施，都可以原封不动的在陈炽的条陈中找到。而且，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亦有许多与陈炽此折有关系之记载。康氏曰：
    “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撼於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页。）
    从康有为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两层意思，一是陈炽实际上是维新派与翁同和之间联络的传话人。翁氏位高势尊，不能常与康有为往还，许多意见是通过陈炽转达；二是康有为提到的翁同和让陈炽“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根据我的推断，这十二道新政意旨，很可能即陈氏《上清帝万言书》中所提到的“变法宜民”中的十项内容，其中很多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其三、关于《上清帝万言书》的呈递与翁同和的关系。
    由康有为年谱记载，可以看出，陈炽与军机大臣翁同和的关系迥非寻常。翁同和当时除了户部尚书之外，既是帝师，又兼总理衙门差事，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因此，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陈炽本人，都很注意和翁氏交往，以便取得他的支持。
    只要翻阅一下翁氏日记，便可以找出翁同和与陈炽围绕此次上书的交往。现将翁氏日记有关部分，征引如下：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得陈炽电，上海发，昨日到。宋育仁信，英国来，皆论时事，二君皆通才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776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陈炽亮以封事送看，八条皆善后当办者，文亦雄。”（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03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余，其实纵横家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12页。）
    由翁氏上述日记可以看出，陈炽与翁同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亦颇频繁。翁氏对陈炽是极为赏识与重视的，不然不会称其为“通才”、“国士”；而陈炽则是把他的改革计划实现的愿望，寄托在翁同和身上。他们之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但使陈炽感到，自己的改革是有靠山可以依赖的，同时也制约了陈炽的整个改革方案。尤其是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要求。
    再有，因为翁氏四月十八日日记明确记载，陈炽的“封事”曾送他过目，并认为封事所述事项，均为当务之急。我推测，这件封事，即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陈氏此书所罗列改革事宜为七大项，分别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边防、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这些大的项目，比翁氏日记中所记“八条”，似乎是少了一条。我推测，陈炽可能是根据翁同和的意见，又对自己的条陈进行了修改，最后成为七条。而翁同和称，这些条目“皆善后当办者。”可以确定，陈炽的改革计划，是颇蒙翁同和肯首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用了很长时间酝酿写成的，至少在四月十八日之前，即已成文。而五月初六日递上的则是最后的定稿。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登有“章京陈炽条陈一件”，与陈氏在《上清帝万言书》后所记日期相符。
    其四，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坊间是否有流传？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在递上之前，除了翁同和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过陈氏此条陈的完整刊本。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赵树贵，曾丽雅所编的《陈炽集》，对陈炽研究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该书文录部分刊载了陈炽的《上善后事宜疏》。该疏实际上与《上清帝万言书》是同一条陈。只是《陈炽集》的作者，因为没有机会见到这份档案，因而出现了某些不够准确的判断。如编者对《上善后事宜疏》的说明文字云：
    “本文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四，陈忠倚辑，光绪戊戌三月宝文书局石印。据文内所言‘去岁中倭构衅’、‘今辽左虽还而朝鲜已失’等，可知该文撰述于1895年11月8 日订立《交接辽南条约》之后的一、二个月内，即1895年11月或12月。”（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6页。）
    而在他们所编写的《陈炽年谱简编》中，於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又记载曰：“呈条陈一件，疑即《铸银条陈》”云云。（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91页。）
    参照新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可知这些考证文字并不准确。
    实际上《上善后事宜疏》只是摘录了《上清帝万言书》所提出的七项改革建议中的三项。《上善后事宜疏》把陈炽给皇上的条陈中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几乎全部删掉了。即使在他所节选的三项改革建议中，也有许多重要删改。这些改动，有的出於政治方面的考虑。如在“阜财裕国”一节中，删掉了“非我皇上神明独断，仿效西法，得人而理不为功。此泰西政治之根源，富强之本计，而独惜中国之人，掩塞聪明，昏然不悟也。”这些敏感的论述。还有的删改，出於人事关系方面的考虑。陈炽觉得有些话，在皇上、翁同和面前讲可以，如刊印流传，则需“内外有别”。如在“分途育才”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欲自强，必须变法，而欲变法，首在得人。天下事，盖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中国王大臣中，自曾纪泽外，真知西法者，寥寥无人。张之洞知之，而凌杂芬乱之弊不免；其余虽有知之者，然职居下位，学少专门。天下虽广，遂有乏才之患，则在上者，无以养之而教之故也。”（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朝夷务始末》，稿本，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一一注明。）很显然，这样的论述如果在坊间流传，自然会引起张之洞的很大反感，故而被删掉了。而在这里，已经明显表露出陈炽对洋务派人物的鄙夷不屑，不以为然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