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函中的长素，是指康有为；公度则是指黄遵宪。陈炽明明知道“中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上下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075页。）可是，由于政治压力，他已经不敢再说议院了，而且劝说别人也别谈议院。他的政治立场明显地倒退了。
    陈炽已经陷入了困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象陈炽这样的勇于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如何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与西方相比美。可是，由于他的手中并无实权，而不得不在执政者中寻找自己的“靠山”，最后，当“靠山”也靠不住了的时候，改革者便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了。他们由于曾经提出过激进的改革主张，因此，守旧者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的潦倒，经济上的贫困，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就连原来颇赞赏陈炽的翁同和也居然在日记中写道：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陈炽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3015页。）
    翁氏没有明言，陈炽的奏折讲了那些风话，想来必与政治很有关系，否则翁氏不会称其为“妖”。翁同和身居高位，对政治十分敏感，他是不会因为支持陈炽的激进改革主张，而使自己受牵连的。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翁氏又在日记中写道“陈次亮炽竟得心疾，奉其母来，迫其母去，颠倒昏愦，旋即奉讳，本拟赙助，今送十金耳。”（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3037页。）这时的陈炽已经患了心疾了。所谓“心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见，政治上的挫折，已使陈炽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因此，没过几年，这位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便抱恨辞世了。
    后来，他的友人赵炳麟柏岩为他写了一个四、五百字的小传，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郁郁不得志，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病若狂，归江西数年卒。”在小传的结尾，赵炳麟感叹万端地写道：
    “世之将治也，豪杰有志之士，率皆云兴霞起，敷赞嘉猷，求志达道，各遂其欲而去。及将乱也，豪杰志士，往往抑塞穷图，怨结郁轸，以至于老且死。呜呼！十余年来，吾同心同志若江标、陈炽之徒，或隐或死，或寒心远蹈，不知其几十百矣。神州陆沉，伊于何底，述其梗概，不胜惨然！”（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86页。）
    赵炳麟的话写得很深情，很感人，抒发了晚清仁人志士对世道的怨愤不平，对中国前途的失望悲观。不过，他的陈炽“归江西数年卒”的说法，并不正确。据陈涛的《陈炽传》记载：陈炽于“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时，殁于京都赣宁新馆。”（注：马金科：陈炽传，见罗明、杨益茂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十卷，第304页； 又见《陈炽集》第386页。）据此可知，陈炽并非卒于他的家乡江西， 而是倒在了他用满腔热血，毕生精力，呼号进行政治改革的北京城。
    陈炽谢世之时，正是义和团运动闹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之日，整个京师，乃至全国都为之震动。然而，时隔未久，八国联军即兵临城下。慈禧挟光绪仓皇西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好话讲了一大筐，道理讲了一大堆，当政者就是充耳不闻，倒行逆施，放着好端端的变法之路，清廷不去走，却落得一个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的下场。陈炽在他的条陈中曾警告说：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及十年，必有四分五裂之祸”。历史证明，陈炽是有先见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