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清帝万言书》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所提出的第七项当务之急的事是“变法宜民”。而此处要变的“法”，据我所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陈炽罗列了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共有十项。现分述如下：
    陈炽建议的第一至第四项是设立学部、矿政部、农桑部和商部。这些都是清廷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改组与重建。第五项、第六项为修筑道路，改良工艺，推行专利制度。第七项为翻译西方法律，参酌改革中国刑法。第八项、第九项为参酌泰西新法，实行养老与保险制度。
    陈炽的第十项建议，也是最为关键的核心内容，是设立议院。这实际上是陈炽所有建议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陈炽深知此事重大，因此，早在《上清帝万言书》开头总论部分即提出开设议院的要求。陈炽是从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入手而引发到议院上的，其条陈称：
    “哀哉！堂堂中国，受制于小夷，轻侮欺凌，至于此极。此后如不发奋为雄，求贤自辅，将永在倭奴掌握中耳。谁非人子，谁非人臣，稍有天良，能无切齿？所谓关系在既和之后者，此也。”“经此一番折辱，则数十载固执迂拘之论，既一扫而空，即三十年敷衍粉饰之非，亦不攻自破。此后我皇上奋於上，众庶怒於下，群僚百执事，洗心涤虑，坚忍愤发於中。欲振作，必须自强。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筹国用、罗人才为始事，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运以精心，持以定力，期以二十年，而不报倭奴今日之仇，出泰西各国之上，臣不信也。”
    陈炽认为，由于没有议政机构，中国民气太弱，积弊太深，希望光绪皇帝能“乾纲独揽，力排众议”采纳他的建议，一意自强。而自强的核心内容，就是开议院。从上述论述中，附炽似乎是要求很快在中国开议院的。但是，后来在“变法宜民”部分的第十项建议中，陈炽又显得有些犹豫，担心议院一时难以实行，故他小心谨慎地又一次讲明议院的好处。
    陈炽是这样说的：
    “泰西议院之制，以英为最优：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民间公举之绅也。每举一事，下院议之，上院酌之，而君主行之。国有偶亏，只须询谋脸同，亿万金钱，一呼可集；政归公论，人有定评；上下相准，永永不敝，所谓合亿万人为一心也。惟兹事体大，须俟十年之后，学校大成，然后开院仿行，以立万世无疆之业。”
    陈炽在讲完他的议院建议后，又说了一段很深情的话：
    “以上十则，皆救急之良方，自强之要策。我皇上苟能先几烛照，得人而任，决意举行，则不出三年，已有成效之可见，十年一小成，二十年一大成，然而国不富，兵不强，吏治不日清，民生不日厚，君威不日振，国势不日张者，未之有也。”
    陈炽认为，他的改革建议与洋务派的办法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中国谈洋务三十年，误於得粗而遗精，舍本而逐末，故财殚力痹也，拱手而让之他人。”
    这话讲得十分透彻，即只是就事论事地学西方的军事技艺，先进工艺，而放弃改革政治，就只能丢掉了根本。而这样枝枝节节的改革，永远也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因此，陈炽的结论是政体的变与不变，为中国的兴废存亡之所系，如果现在还不惊觉，依然苟安旦夕，“则不及十年，必有四裂五分之祸。”
    四、先行者的悲哀
    先行者的道路是崎岖的，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与先行者的道路，则更艰难。陈炽在呈递《上清帝万言书》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微臣备员枢直，奔走内廷，既已确有所知，诚不忍缄默不言，坐视倾覆危亡之惨。明知越职言事，触犯忌讳，国有常刑，然朝廷养士二百余年，当此大利大害，间不容发之际，若竟无一人能知之，能言之，亦古今之深耻也。既以披肝沥胆，将积年所思，痛陈于君父之前，虽退就斧质，更无所恨。”
    这确实是陈炽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无可奈何的表白。在封建专制政体下，要求开议院，确实是需要些勇气的。尽管陈炽并不主张马上要开，而是再等十年，但即使如此，也难免招来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臣们的嫉恨。
    陈炽在呈递了这个条陈以后的几个月，相当活跃。他与维新派一起召开了京师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且创刊出版《中外纪闻》，局务遂以报事为主，又是组织译书，又是购仪器，且欲设立藏书楼，连驻京的美英公使亦欲捐助西书图器。他甚至还上书翁同和责备其办事因循，言辞痛切，连翁同和也不得不佩服“此君有识力”。（注：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五册，第2831页。）
    然而，好景不长，时局大变。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常常是象刮风一样。当改革风吹起之后，人人振奋，个个献策。生怕不彻底，只嫌改革的步子不大，恨不能在一个早上把中国的面貌全然改观，旧制陋习，统统革除。而在守旧者汹汹反扑之后，这阵风就算是刮过了。原来站在风头上的改革家们便偃旗息鼓，开始沉默了，纷纷撤出原来的阵地。自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杨崇伊出面弹劾京师强学书局“植党营私”后，陈炽和他的同伴们也逐渐趋于消沉，其对议院的态度也与前迥然不同了。最能表明陈炽态度的是他写给汪康年的两封信。
    其一曰：“穰卿仁兄大人阁下：示悉。味余信收到。所言美国新金山设立兴华一节，见之他报内。从强学会封禁，立言恐招忌恨，非本报所译。弟引此以证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然亦指篇首论说，译西报亦不忘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76页。）
    其二曰：“昨得长素函，亦绝不提回沪之说。公度事可疑可诧，渠至都即讲民权，弟已规之，大约不能从耳。”（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