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是关于探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记载表述为历史，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哲学思想，并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把这种人类历史活动表述和总结的哲学思想，名之曰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萌芽和雏型，应当起始于文明史的开端，而形成于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近代社会。然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的记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历史哲学为指导。历史活动本身也在不自觉地作历史哲学的表达。历史主体的人以思想学说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都作过同那个时代条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的表述，目的是反馈社会，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媒介。历史活动、历史记载、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是不可分的。历史研究若不以历史哲学为指导，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坐标。
    从康德的历史哲学说起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以他关于太阳系起源星云说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轰动了学术界。他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哲学的论述也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是人的恶劣的情欲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人之初的善转向恶导致从和谐到不和谐的变化，由之而产生嫉妒、争斗、欺压的社会行为和忧虑、恐惧、苦恼的文明心态，并开始了人类的历史。当人性的对抗以战争的极端形式出现时，大自然就通过战争这一“恶”的形式，实现作为带动文明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使人类在互助敌视和对抗中逐步实现地球上的永久和平。康德坚信历史始终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将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的美好未来社会。但历史又必须伴随着灾难和倒退。人类的每一场灾难、每一次倒退都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每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代价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①a]康德这些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并继承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正确性、深刻性，是为几千年文明史所证实了的，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部分。
    然而，体察了历史的特殊本质的康德、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研究不是自己所长，从没有把发现历史规律的功绩纪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也没在历史学上留下过宏篇巨著。他希望会出现一位历史知识丰富并且有哲学头脑的思想家，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高度的概括，科学地找到一个历史线索，撰写一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建立他曾为之思索过而未能成书的历史哲学。在他以后不久，黑格尔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①b]完成了康德的未了之愿，当之无愧地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第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第一次把人类的历史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这是重于思维的德意志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当然会重视并研究现实世界的源流及其动向，把历史作为他的哲学体系框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世界历史进行理性总结而写的《历史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这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人类思想史上不曾有过哲学思想的精辟论述。即使古代社会，从西方的希罗多德到东方的司马迁，都已初步形成闪耀着光芒的历史哲学思想。这里强调的是“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正如英国的约翰·西布利在1857年所评论的：“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以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②b]他还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也是值得注意的。”[③b]例如，黑格尔曾讲过一段有关历史经验的话：“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④b]这历史经验的“经验”，充满着哲学的智慧，算得上是历史哲学的一条具体法则。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宏观眼光，论述了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其中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的历史。人们不能不叹服，黑格尔对离他如此遥远而陌生、文字不通、史料汗牛充栋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和评论，竟如此惊人的准确和鞭辟入里。不能说黑格尔是通晓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但因为他有哲学的头脑，有历史哲学的高瞻远瞩，有从天宇看世界、从人类文明的比较看中国历史的气派和眼光，这就使他在总体的史识上乃至在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评论上，令一般史家相形见绌。这是哲学的力量。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哲学思想是共生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构成哲学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康德到黑格尔，已经自觉地把历史哲学的思想光环投注于人类世界。黑格尔还注意到具有悠久历史、色彩斑斓的东方世界的中国是文明构成的特殊群体。时间的推延又使西方的哲学家日益加重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并试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这个东方文明的典型国家的历史变迁，能在哲学上提供多少对人类有意义的启示。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的汤因比（1889-1975），对中国历史的哲学研究及其观点的变化，说明在世界学者眼中，中国和中国历史的丰富内涵，已成为升华历史哲学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汤因比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广阔的视野，对人类6000年文明史进行了纵横剖析和比较以后，建构了他的“文明兴衰论”的历史哲学。按照他的理论对世界各种文明进行“诊断”后，他认为全世界已有的28个文明，至少已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剩下的文明系统，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不是衰落就是面临死亡，即使没有死亡也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⑤b]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早已越过它辉煌的历程而进入漫长的解体过程，处于僵化冥眠状态。这一曾遭到中国学者严厉批判的观点，本质上是近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科学、技术、制度、文化）发展到人类历史前所未有水准的哲学观念的阶段性体现。它不是汤因比试图总结的终结真理，只能是相对真理，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汤因比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水准上。当他观察了当代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1973年完成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比较中，对中国历史作了许多同《历史研究》的观点有显著变化的新的诠释，对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行为表现了极大的疑惑和忧虑。他认为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东亚的核心应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启示。[①c]汤因比的文明兴衰论的历史哲学也是变化发展的。他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认识的变迁，是出于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切痛思的结果。哲学家的思维总是痛苦的过程。历史哲学的每一个结论也是从历史和现实中进行痛苦思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