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史官和史家的多数人而言，还只能是“寓理于史”，即在历史的陈述中表述自己的历史观点，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许多人达不到这一思想境界，只能是有所涉及或接近）。历史哲学是近代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学术名词和学术概念，但不等于古代社会不存在历史哲学。有历史的记载，就会有对历史的认识，就会相应地形成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班固在《汉书》中的“赞”和“序”，范晔《后汉书》中的“序”和“论”，都是历史哲学的表达方式。它们未必都成体系，却可从大量片言碎语中整理出体系的雏型，从中寻觅古代史学的历史哲学思想，大可到对天人关系、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小可至对某一具体人与事的评定论述。在他们之后，历代史官的“史臣曰”、史家的史论，虽然有不少迂腐内容，但也有不少精彩独到的论断。如《资治通鉴》中被某些史家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臣光曰”，也是学者研究司马光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第一手材料。这种借史寓论的传统，即使在清初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字狱”血光四溅的高压政策下，也以潜伏、曲折、隐晦的方式，在经史著作中表达、传播而没有中断。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优秀传统。从事实中求义理，是中国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追求。如果历史仅仅是事实的排比、罗列、考订和叙述，如果史学只是流水帐似的成年累月的堆积，历史对后人后世又能有多大的价值？只要有岁月的流逝，有人物的存息，有行为的记载，就有文字的不断积累，就有史册的尘封。但材料只是材料，事实只是事实。虽然材料要排比整理，事实也须考订辨伪，但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考史证史是基本的史实清理过程，它极有学问，极具功力，但本质上还是最初步的准备工作。章句之学不可少，但章句之学培育的只能是章句小儒（也有章句“大家”）而不是思想家。清戴震考订《孟子》作《孟子字义疏证》，但他不是章句之儒，而是借乾嘉考据的外部形式阐述了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人类文化的光辉首先不是材料的积累，也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术发明，而是从大量事实和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的光辉、理论的创造、哲学的总结。因为它影响的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事一物。只有从大量历史事实陈述中的哲学总结，才有时代的意义和长远的历史的价值。只有高度概括并凝炼为哲学的思想，才有普遍和长久的意义。深刻的思想犹如从大量矿砂中提炼出来的金子。历史著作应当充满哲学智慧，才能启示人，教育人，发挥历史学能动的社会功能。历史的借鉴，不是事实的比照，而是思想的启示、理论的感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是谈不上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也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这种说法如果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在不少方面超越了以往的历史认识水准，那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认为以往的历史家、哲学家就不存在对历史的探索（历史规律的追究）并相应地得出某些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的结论，则是偏颇的。“历史研究”虽然是一个近代学术名词，但历史上的任何文明时期都存在着基于那个时代条件在某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和探索，都产生过闪烁思想光芒的相对真理的颗粒。否则人们就不会对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不间断地再探索，从中继承批判，进行再创造，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这种看法至少不全面。
    应当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传进中国后对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才有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三、四十年代，中国某些新史家写了好几本《历史哲学教程》之类的著作。但平心而论，那实际上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阐发，并没有从分析世界史或中国史的具体史实中得到几许有历史特性的历史哲学命题或结论（如前所论及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具体论点）。辩证唯物论的新史观，曾指导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作出新解释的新史著，它们是中国史学的近代成果的重要内容。但也要看到历史辩证法法则也在左右着思想文化的进程。一旦政治优势的确立导致思想优势的确立及其理论上的固定化、程式化乃至法定化，科学的理论也会被窒息并阻碍自身的发展和更新，使学术的争鸣、学派的繁荣流于形式并导致思想的凋零和文化的荒芜。这是我们曾经历过的思想历程。这也是为什么在建国后直到80年代，史学上除5朵“金花”以外再无重大的史学建树、也没有造就新的史学大师（岂敢如此！）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何以80年代以后所有曾被“批判”过的史学观点（虽然未必都正确）重新泛起并形成为理论热潮。如果从理论上实践上论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代思想上的客观规律，那就没有董仲舒，没有“独尊儒术”，那就有学术文化的繁荣。这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都是在伟大历史转折和思想、学术的争论中完成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的剧烈和动荡，由于政治因素对史学的冲击和干预，由于学术自身发展阶段与过程的反复，理论和实证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哲学还没有形成，充其量还只处于开始形成的雏型阶段。但这并不否认我们某些史学大家的史学论著中，具有不少实证性的历史哲学观点。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冯友兰、翦伯赞和陈旭麓等先生的著作。他们分别用中国哲学史、古代史论和近代史论的形式作为阐述自己历史哲学观点的载体。在他们著作中迸发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火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人们在领悟史实的同时也受到深刻的哲理启示。顺便说一句，在文史哲的结合上，在“文以载道”的运用上，他们的著作也是炉火纯青的。台湾的一些学者如钱穆先生，也在历史哲学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他们几十年“修炼”和追求的结果。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菲薄其他历史学家和学者的意思。一来是所学所知极为有限，二来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可能也没有资格进行全面的评价。
    历史研究追求的只能接近而不能达到的终极目标，是不断探求历史哲学的真理。历史学的范畴很广，但它最深层的内涵应当是历史哲学。学习和研究历史，是为了接受历史经验，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最根本的是为了获得哲学的启示。恩格斯曾说：“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e]人的启示表达为历史哲学的启示。只有哲学的启示才是深刻的、超越时空并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虽然由于帝王史观的长期影响，史学和帝王治术的关系给历史学打上很深的烙印，“经史致用”的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长期引导了史学的方向，我们还是要说，历史不是统治者治术和权术的智谋库，史学不是帝王将相的庙堂史学。史学应当属于人民。人民真正领悟了历史，人民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人。历史学在现实社会中有现实功利的一面，却从不以功利为目标，而是一种哲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认识这个本质，接近这个真理，历史学才能对人类历史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历史学、历史哲学就是这样一个层层相因、不绝如缕的真理探求过程。它伴同着历史辉煌，又缠绕着历史曲折和灾难。许多人为此受苦受难甚至断送了性命。但这个过程不曾中断。艰难的历史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历史哲学的思想成果就是可歌可泣历史的最高层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