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与孔子修《春秋》，是中国史学开创历程中的两件大事，仔细研究他们的治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就说，他是继《春秋》而作史。司马迁在少年时期，父亲司马谈就经常教育他要以孔子为楷模，注意从历史兴亡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体现出来的治史思想，主要来源于他对孔子及《春秋》的学习和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传承关系。
    一
    早先的史官，宗教意识极为浓厚，他们对于某一自然事件或社会事件的判断，不是通过科学的人文精神加以理智地分析，而是诉诸鬼神和占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然也是史官的职责，但史官最重要而又最频繁的活动，还在于为君王主管祭祀和占筮，以及观测天文星历的变化[①a]，求得验证。
    到了春秋时代，史官依然保留着这种宗教传统，《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此类事例，如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另外，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在姓赵的史官眼里，虽还有祭祀占筮的宗教意识，却也流露了一些对历史事件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理智思考。
    在孔子时代，宗教的藩篱有了很大突破。孔子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②a]而又充满理性智慧的伟人，他以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③a]伴随人类产生的“鬼神”观念，沿续了几千年，主宰着人类的思想，孔子虽未将它根本破除，但成功地使它远离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孔子这一思想的转变，来自于他对既往历史得失的分析和思考，历史告诉他，只有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鬼神永远拯救不了人类的命运。正是为了将这一得之历史的思想昭示于天下，孔子晚年才用心编修《春秋》。
    500年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孔子修《春秋》的用意做了明确的叙述：“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业，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生活在一个诸侯大夫“害壅”天下的时代，他崇尚的“周道”已经衰微。“周道”的实质，就是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孔子知道自己的“王道”理论不会被各国诸侯采用，于是把242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编作《春秋》以为镜子，俾后人以自鉴。但在孔子看来，要在历史中表达与民同乐的“王事”“王道”，也并非易事，治史者首先必须具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大无畏治史精神才能做到。孔子认为，用抽象空洞的语言去表达是非，没有说服力，不如通过对生动历史事实的叙述以见是非得失来得更加“深切著明”。所以，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的用心，是为了明王道，辨人事是非，劝善而惩恶，继承周代传统，实现最大的王道。
    司马迁正是这样理解孔子修《春秋》的用心的，后于孔子的孟子也是这样去认识《春秋》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b]“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b]“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③b]可以看出，孟子也是从救“世衰道微”的角度去理解孔子作《春秋》的用心的。孔子通过史实向天子昭示了人间是非的准则，让天子通过阅读历史去观察乱臣贼子的行为举止，乱臣贼子惧怕自己的阴谋被天子识破，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还把治史这项事业齐同于大禹治水和周公平定天下，置之于崇高无比的位置，就今天来看，仍是意味深长的。
    缘于一份对历史的深切思考，孔子虽“信而好古”[④b]，但并不盲目推崇古代。颜渊问孔子应当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这样回答：“行复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⑤b]采前朝各代之长而避其所短，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它表明的是一种进步的治史思想。历史的因革发展，不仅可以给当政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且还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⑥b]。可见，孔子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需要，是为了社会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显然，这比起先前史官那种单纯的“记言记事”，要入世得多，要有意义得多。
    不仅孔子直面现实的治史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春秋》的“书法”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也给予了很大影响。尽管这种“书法”特点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⑦b]，但这种“书法”思想仍为后世不少治史者所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