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说明《春秋》“书法”思想的，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荀子·劝学篇》也说：“《春秋》之微也。”《儒效篇》又说：“《春秋》言是其微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也同样称赞：“《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
    荀子、董仲舒的解释是循《左传》而来，今人读来仍觉其义不明。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解释：“‘微’、‘晦’、‘不污’，意义邻近，犹‘显’、‘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斯所谓‘尽而不污’。”由此我们明白《春秋》的写法是，既要准确详尽地记叙历史，又要通过历史的记叙宛转曲折地传达出作史者的政治理想，绝不能把作史者立场、态度生硬地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要历史说话，而不能自己站出来说话。孔子的这种治史思想，至今仍为许多人所遵循。
    《春秋》“书法”思想的精髓，还寓意了一种对现实的历史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歌颂从反面传达的。庄子说，《春秋》表达的就是先王之志。《庄子·齐物论》：“《春秋》纪世，先王之志。”章太炎解释“经世”就是世纪编年的意思。所谓“先王之志”，其实就是尧舜之志。孔子在《论语》中多次美称“尧舜之道”，他是把先王尧舜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来看待和推崇的。
    那么，现实政治中的缺陷就该“贬”“退”“讨”，就应该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是历史地批判，治史者不能用主观的任意褒贬来代替历史的昭示，因为主观褒贬容易歪曲历史的真相。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崔杼弑杀了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几位太史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治史中的“求真”何其艰难。“求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类从中明辨是非；而一些丑恶的当政者为了让被统治者莫辨是非，就极力篡改历史的真相。这种斗争是残酷的，又是长期的。
    孔子继承了中国史官“求真”的优良品德，并提出了“重征求信”的治史原则。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c]。《礼记·中庸》还记载孔子说：“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为了求征求信，孔子把自己的生命也交给了历史的真实。“孔子厄陈、蔡，作《春秋》”[②c]。这种精神，也深深激励了司马迁，即使忍受宫刑的耻辱也要把历史的真实昭示于世人。
    孔子在对历史的探究分析中，强烈批判了“霸道”以及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涂炭，他推崇的是以民为本的“礼治”社会。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同情。”[③c]“上好礼，则民易使也”[④c]。反对战争，至今还是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
    在孔子看来，治史不仅仅是为了把历史展示给当世者和后来者，它同时也是提高自己学识品德的一条途径。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⑤c]。
    以上孔子的治史思想虽然零散而不成系统，其大多数观点对当今治史者仍有指导意义。孔子治史的出发点，不是为写史而写史，是为了摆脱宗教的主宰，是缘于一份解放人类自己的崇高使命感。而时至今天，人类是否真正解放自己了呢？如果没有真正解放，那么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另外，孔子治史具有容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都做了恰当评价，他著名的“三代损益”观，就生动反映了他不以一己之好恶去褒贬历史的治史胸襟。
    二
    司马迁的治史思想受孔子的影响很深，他在《史记》自序中就含蓄地以第二孔子自任了，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阐述了他写作《史记》的主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一种崇高的抱负，比孔子叙说得更鲜明、更透彻，也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