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究天人之际？”在司马迁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已成为上下流行的社会意识。董仲舒虽是司马迁的老师，但在司马迁看来，这种理论并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历史中的许多事件，是无法用天人感应去进行解释的。孔子摆脱了宗教鬼神的束缚，从而突出了人类理性的思考。鬼神远逝了，如今又有了一个所谓的“天”。司马迁身处武帝最黑暗的年代，他耳闻目濡了许多不能以理性解释的事件，这一切，究竟是天在主宰人类的命运，还是人类确实可以支配自己？“究天人之际”的深刻内涵，正在于此。在写作笔法上，司马迁常常把影响历史发展的非理性的力量归之于“天”，如：“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⑥c]司马迁把好人受难的不能理喻也归根于“天”：“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糯不厌，而卒早亡。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⑦c]
    对于可用人类理性进行分析的历史事件，司马迁常常毫不留情加以客观的褒贬。譬如他对武帝黩武匈奴、宠幸佞臣，都做了揭露批判。“酷吏”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危害四方，为百姓所痛恨，司马迁特为之立传，俾皇帝以明鉴，表现了治史者的勇气和胆略。
    可见，司马迁贬抑“天”是有用意的，它不是指自然现象的天，而是借代为制造人间罪恶的渊薮。是谁制造了人间罪恶？人们在怀疑“天”的同时，自然会转而怀疑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司马迁看来，根除人间罪恶的途径还应当是采用孔子提倡的“礼治”，通过发扬人类的美德天性，使社会健康发展。他说：“余至大行礼宫，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知礼，依人性而作仪。”有了健康的人性，“礼仪”的社会也就会相应出现了。司马迁在这里运用的写法，明眼人一看就是“曲笔”，是“志而晦”。
    “通古今之变”的提出，更具有史学上的意义。《史记》上下三千年，纵横几万里，记录了众多复杂的历史事件。从现象上看，“变”是绝对的。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不能停留在对这些“古今之变”的客观描述上，还应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找出何以古今有如此多变的原因。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这“变”中之“渐”，“渐”就是变化的根源和规律。
    历史横断面的“变”中之“渐”，易被常人看出，如归罪于暴君，或牵连于佞臣。但人类历史发展之“渐”，非大智慧者不能认识。在司马迁心中，“渐”与“本”有着密切联系。春秋诸侯不能保其社稷，原因就在“皆失其本”。“本”是什么？司马迁通过研究孔子和《春秋》，认为“本”就是“礼义”，“礼义”就是人类的立足之“本”。他在《自序》中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在《礼书》中进一步解释说：“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只有保有此“本”，社会文明才得以发展。
    “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史学理论的最后归穴。在他看来，历史材料最终研究的结果，除了应当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之外，还应当把自己对历史的忧患和思考渗透其中。不“成一家之言”，历史就只能是毫无生气的史料而已。
    “成一家之言”，不是标新立异，它要求治史者具有“究天人之际”的抱负，同时还要有“通古今之变”的才识。缺少这两条，治史者就把握不了历史发展的脉胳，就容易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成一家之言”观点的提出，对当时保守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代，大一统秩序已经形成，天人感应思想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思想，皇帝只是代天立言，一切都必须遵守天的旨意、皇帝的旨意来行事。在这种环境中，人的个性被扼杀殆尽。当时的赋体创作，万人同腔，在一片陶醉的颂扬声中，个性被排挤在创作题材之外。司马迁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下，不为皇帝一人写史，却提出要“成一家之言”，其对人类个性的呼吁和重视，难以想象他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与《史记》比较起来，班固的《汉书》就是缺乏个性的“官样文章”。两者的不同，是与两人对人类个性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的。
    “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内容上的自具特色，同时还包括把历史真实与自己对历史的分析思考熔铸一起的卓越表现技巧。就后者而言，史公首创的“纪传体”就是他自“成一家之言”的特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句话，集中表明了司马迁的治史思想。他在《自序》中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同样也是这种治史思想的反映。但司马迁更多的史学思想，还贯穿于整部《史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