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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在他的著作的前言中讲到了写作此书的缘由： 他（达拉）觉悟到真实中的真实，也领悟到苏菲的真旨（教义的根本）的精彩之处，悟知了苏菲的伟大与深远的英知后，他（达拉）强烈地感到要了解印度（存在的）一元论者们（movahhedan）的教义。他（达拉）与学者们交流，反复讨论关于印度宗教的神的圣性问题。这些印度学者经过宗教的训练，在其知性和洞察力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于是，他（达拉）对他们（印度的宗教者）所搜求到的真实，除了语言之外，并没有别的不同看法。结果，将两大宗教团体的想法及各种论题收集在一起；为那些追求真实的人们提供一个基本的、有益的知识的小册子，这就是《二海合流》一书的由来。[38] 通过该书可以看出，作为苏菲思想的“存在的一元性论”同吠檀多思想展开的“一元的存在论”具有共通性，以此为基础，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奥义书世界观那种“这个世界是神的显现，人是神的本质的小宇宙”的立场。[39]在此之上，他们还讲到调息、对圣音的思念等，并且认可生前解脱。 通过上述达拉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共存，不但在社会、文化上而且在宗教上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以说是把印度苏菲的知识运用到了极致，而将伊斯兰的宽容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且，在其优秀的历史事实中显示出，这种宽容的精神可能将伊斯兰神学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达拉的思想特征是，继续延续阿克巴尔以来的莫卧儿宫廷内的传统，自身的伊斯兰思想极端化，在此基础上继续接受印度苏菲的传统思想，从而尽最大可能地将伊斯兰教所持有的对诸宗教的融和和宽容思想发挥出来。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在与其胞弟奥朗则布（1628-1658）的皇位争夺战中失败受刑而死。于是，他所推进的融合思想、宽容政策事业受挫停止。但是其思想的意义至今依然尚存。 七、结 论上面对印度伊斯兰所展开的诸宗教融和·融合的伊斯兰的宽容思想做了简单的历史回顾。结论是，伊斯兰思想具有一种柔软性，在与印度思想碰撞与融合之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而展开，在不同的时代里对伊斯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印度伊斯兰来讲，特别是与多神教的印度教徒共存这是最大的课题，因为这个原因伊斯兰思想追求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本文所概述的是他们的思想努力，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做评价，在对现实问题即伊斯兰教如何与异教徒们和平共处的问题作考虑时，笔者认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阿克巴尔和达拉所代表的伊斯兰的宽容思想，在全球化国际化的21世纪社会的前进中，显示出与原教旨主义那种非妥协性的伊斯兰纯粹主义不同的伊斯兰的存在。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排他的伊斯兰观，既无法保障伊斯兰自身的和平发展，也会造成非伊斯兰对伊斯兰存在的威胁。 在这一点上，对于阿克巴尔和达拉所代表的伊斯兰的宽容思想，如果展开与诸宗教共存共荣的伊斯兰的宽容思想，那么对于解决伊斯兰在国际社会的孤立以及伊斯兰教威胁论的沉默会是有益的。多少也会对像日本这样的与伊斯兰没有交流的地区能够理解伊斯兰的多样性有些帮助吧。 注释： [1]关于印度的融合思想的论述，请参见拙论：《泛印度文明概论--印度文明的融合与新文明形成的推动力》，载米山俊直、吉泽五郎编：《讲座：比较文明--第二卷：比较文明的历史与地域》，朝仓书店，1999年，第80-100页。 [2]有关密勒特制度，请参见铃木董：《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与精英》，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3]在明治初年出版的英和辞典里并未有这种用法。例如，在《和译英辞书》（明治2年）里，只是解释为“堪忍”、“免许”等。 [4]详见拙论：《有关佛教的宽容思想》，载小田川方子、欠端实编著：《“治愈”的思想》，丽泽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59-113页。 [5]《圣古兰》，日本《古兰经》刊行会，1972年，第19页。 [6]前田专学等：《印度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23页。 [7]中村元：《佛陀的教导》，岩波书店，1999年，第194-195页。 [8]A.库斐（Kufi）：《恰齐信度史》（Chach-nama，Delhi，1939），第72页。 [9]同小注[8]，第76页。 [10]同上，第177-178页。 [11]同上，第218页。 [12]S. 库度斯（Quddus）：《信度》（Sindh，Karachi，1992）。 [13]S. 强德纳著、小名康之他译：《中世纪印度的历史》，山川出版社，1999年，第54页以降。 [14]对苏菲派的成立有很多种说法，印度思想特别是佛教以及吠檀多思想的影响特别大。关于苏菲派一般介绍的著作有：A.卡拉巴基（al-Kalabadhi）：《苏菲派学说》（The Doctrine of The Sufis，Cambridge Univ. Press，1935），A. 阿伯里（Arberry）译。最近出版的入门书有：I. 沙哈（Shah）：《苏菲派》（Sufus，New York，1990）。 [15]关于印度苏菲派请参见拙论《印度苏菲派的思想与社会背景》，载前田专学编：《印度中世思想研究》，春秋社，1992年，第333-365页。 [16]L. 玛辛侬（Massignon）：《哈拉吉的往事》（The Passion of al-Hallaj, Princeton Univ. Press，1982），第1卷，第21页。 [17]同上，第22页。 [18]同上，第126-134页。 [19]S. A.里兹维（Rizvi）：《苏菲派的历史》（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Delhi），第57-58页。 [20]玛辛侬：《哈拉吉的往事》，第3卷，第317-320页。 [21]C. 萨酋（Sachu）：《阿尔伯鲁尼的印度》（Alberuni‘s India，Delhi，1964），第111页。 [22]同小注（21），第124页。 [23]《古鲁·葛让德·萨呵比》（Guru Granth Sahib，S. G. P. C，1964），第794页。 [24]同小注[23]，第794页。 [25]同上，第378页。 [26]这种倾向在艺术或建筑物上表现得很明显。阿克巴尔建筑的城市伐梯普尔·希库里就残留了很多的象征诸多宗教文明融合的建筑物。另外，在他墓地上的庙宇，整个就是印度教、基督教、波斯、伊斯兰等融合的象征。 [27]有关锡克教请参见拙著：《锡克教的教义与文化》，平河出版社，1992年。 [28]《古鲁·葛让德·萨呵比》，第1374页。 [29]同上，第227页。 [30]同上，第753页。 [31]前出《中世纪印度的历史》，第329-342页。 [32]同上，第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