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他不仅是我国宋代文豪、书画家，而且也是史学评论家。因其长期出任地方官和过着贬谪的生活，故未能属意著史。但从其文章里可知他读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晋书》、《旧唐书》等大量史籍，并对史料运用自如。因此，他对自先秦至当朝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评论。本文以《东坡志林》为例，对苏轼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阙失加以评述。
    一苏轼史学观的特点
    （一）直入主题，不落俗套。就事论事，议论横生；见解深邃，非同流俗；抨击邪恶，以评论见长
    苏轼在《尧舜之事》里写道：“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①a]这里指出尧舜禹时代，“储君”要受地方首领（“岳牧”）推荐，掌政并考察数十年有了政绩才授之以政。苏轼显然并未否定尧舜禅让之说。此说正与现代史学关于尧舜时代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首领由选举任职之说相合。然而，他对所谓“隐士”之说却持有异议。苏轼严正指出：这种对国家大事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何值得称道？而且，既然逃避君位而尧授之，岂非批评尧用非其人？所以，“自吾观之，亦不信也。”苏子对后世儒生杜撰之词持怀疑态度，其论至当。
    在《周东迁失计》篇里，苏轼指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鬻）田宅者也。”不幸而有家败，“终不可议田宅”。“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我能往，寇亦能往。”一个民族迁逃不是根本之计。作为主战派政治家，苏轼已洞察到北宋朝廷迁都之意图，运用史实对逃跑主义进行了严厉抨击，阐述了去留的利害关系。后来宋室南迁而亡的过程不幸被苏轼言中。面对强敌，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上策。苏轼还举了战国至汉大量的史例：“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幼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谬）者也。”这里，苏轼以古喻今，给赵宋王朝以严厉的警告，体现了苏轼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积极参与的爱国意识。
    在《论鲁三桓》篇中，苏轼指出：孔子建议鲁哀公下令堕三都。实为削弱地方实力，防止“三家分晋”重演。“孔子实欲伐齐”，伐齐的目的是为了转移鲁国内部矛盾，其赢，则“鲁之公室自张”，公室声威可使“三桓不治而自服也”；其不赢，也将逼使鲁国内部矛盾缓和，放弃内争！晏婴久被景公信用而终不免田氏代齐，何况孔氏以羁旅之臣“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这说明，三桓也想统一，只是公室无能。三桓如不遇贤君强相，则各各相防，不得已而“坚城藏甲”。因为谁也难以吃掉对方，而又不愿受制于另两方。“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也，其政无急于此者矣。”这充分表明了苏轼注重礼治，注重维护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
    《秦废封建》篇精辟地指出“封建之害，郡县之利”。苏轼回顾了历史上对此类问题的见解，表述通俗而晓畅，合情而贴切，可谓千古公论。他指出英雄可因势利导，“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并强调汉高祖所封是变通之法。“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之法也。”同时，他指出，废分封不是秦皇、李斯的发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
    （二）擅长纵向对比和同类列举，即长于古代史综论，其历史类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惊世骇俗的感染力
    在《游士失职之祸》篇里，苏轼认为古之游手好闲之士都得到先王笼络，各得其所。同庠序之选一样，后世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制皆一脉相承，选拔出“民之秀杰”“役人以自养”之辈。全文论说周详、透彻而精彩。遍举越王句践、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田横、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代相陈豨，皆争致宾客。秦朝得天下后则“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而汉代仍允许诸侯招徕宾客，世主不问。恰是接受秦代教训，“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强调养士制度的必要性。
    《隐公不幸》一篇遍举君王不辨忠奸不杀奸臣反被奸臣所误的例子。苏轼说道：“吾读史得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苏子善于进行历史人物、事件的类比，论史常纵向对比，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