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史观的阙失
    第一，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但疏于经济及其影响[①b]，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当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时欠全面，且以偏概全。例如，以狭隘的忠义观埋没爱国英雄桓温的功绩；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
    第三，具有一定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说“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阶级观念根深蒂固。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
    第四，具有宿命论意识（散见于杂论之中）。如“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东坡志林》卷一“命分”条《人生有定分》第三段都是宿命论说教，这与他深受释道两家思想影响及受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有关，也是我们在研究时应当批判的。
    第五，苏轼史论缺乏系统性，个别地方疏于考证。如所言伍员鞭尸之事即于史无据。然而，苏轼的学见是相当严谨的。即便是即兴的文学作品，在当存疑处也要存疑。如《水调歌头》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强调“人道是”，即人们说是这样，事实怎样待考证。这恰与卷四“赤壁洞穴”中“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相互印证[①c]。
    概括地说，《东坡志林》一书中所反映的苏轼的史学思想是丰富复杂的；表达史观的方式（即史著体例）是多样化的；论史重于政治、历史人物和古迹的考辨；论多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将古鉴今，着眼点奇伟宏阔，纵谈千载；其文体多样化之特点尤其值得我们当代史学界效法。至于其史观的一些瑕疵，则是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使然。我们既不苛求古人，又要在读苏子之论中加以分析扬弃。
    注释：
    ①a《东坡志林》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以下凡引此书不再出注。
    ①b这里是仅就《东坡志林》而言，并非苏轼全部著作的情况。
    ①c周瑜破曹操之赤壁，在鄂州蒲圻县西北，一说在嘉鱼县东北。苏轼所言，乃黄州赤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