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德八戒》篇从先秦一直议论到魏晋，遍举名君贤臣事迹和虽为名君亦误杀无辜应为后世之戒。苏轼指出：“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七人”是指太公治齐、桓公不杀田敬仲、楚成王不杀重耳、汉高祖不杀吴王濞、晋武帝不杀刘元海、苻坚不杀慕容垂、唐明皇不杀安禄山。苏轼一一列举后认为，“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所谓“八戒”。？苏轼认为治理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未犯病先服药，则病未发作而反被药所伤。
    此外，前述《周东迁失计》篇列举了中国古代史上大量因畏敌迁都而致亡的例子，也是历史类比方法的典型应用。
    （三）不避小节，涉及面广
    举凡政治史、法律史、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军事史、博物学、医学、道术、宫廷轶事等等，子瞻无不论及。例如，《张华鹪鹩赋》、《柳宗元敢为诞妄》皆是论文学史上人物性格及心态；《录温峤问郭文语》和《刘伯伦》皆是谈人生哲理；《刘凝之沈麟土》条则是现今所谓“公关学”知识，教人如何待人接物；《贾婆婆荐昌朝》条使佞臣升迁之术曝光，如此之类可以说在苏公笔下无不入史。
    （四）善写短论，言简意赅，评论当世，多客观之论
    例如《王安石赠太傅》一文即其例。王荆公与苏轼是同代人，二人政见不同，但在这篇制词中，苏公对荆公的文行出处给予了很高的估价。
    再如，在《秦拙取楚》一段里，苏轼指出战国七雄角逐中，秦胜是侥幸，而秦国四十余年不攻齐是实行麻痹政策。齐国对赵、韩、魏坐视不救，致使唇亡齿寒，最后失去盟国，孤军作战而终于败亡。历史证明，非秦败六国而实乃六国自亡于秦。全篇仅以700余字概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外交、战争，以及秦战胜东方六国的原因。论述精辟，见解独到，显示了苏轼非凡的军事谋略和深刻的历史洞见，不愧为千古奇才！
    《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篇指出，“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因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罪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之旧。至王嘉为相，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苏轼对汉代法制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论，颇得史法之要。
    （五）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混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多样化
    《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1.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2.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