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简洁地归结为：史学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调整就意味着，史学必须善于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尽快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必须彻底弄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就现实而言，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变得越来越松散了。这反倒为史学回归自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因为，在相对松弛的状态下，历史学不应该放松对自身的全方位思考，而应该抓住机遇去更深入地思考自身的本质与基础。
    在此之前，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很奇特很不正常的。它主要表现在：史学一直忙于应付越来越急迫的政治要求，而根本无暇顾及对史学自身本质的反思与批判。而且，在那种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压倒一切，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还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所谓“社会”只能是政治的外壳和形式。社会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政治功能。社会只能是政治社会、政治化的社会。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社会，故而史学就不可能与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社会只是依附于政治而与史学之间发生某种极为有限的关系。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通过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出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只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一部分。由于在社会转型之前，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故而那个时候所谓的史学的“社会功能”，只不过是政治功能的放大或扩张。这样，由于政治的高压和强制，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根本谈不上史学对社会有用还是没用，只能说史学对政治有用还是没用。在这个历史意义上，所谓社会转型本质上就是社会独立。所谓社会独立，本质上就是社会独立于政治，就是社会从政治独立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受政治绝对控制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比单一化的政治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影响，更能改变现实事物的方方面面。其中，历史学就是受到这一开放社会影响的事物之一。以前，没有完全自主的社会，社会对史学也就说不上有什么要求，而史学也根本不必考虑社会的需要，史学只服从政治的安排，只按照政治的指示去研究历史。现在，社会转型使社会产生了独立的要求，这种社会要求可以说是全新的，它完全不同于社会转型之前那种一统式的政治要求。简单地说，社会要求较之于政治要求更广泛，更灵活，更松散，更多样化，更少强制性。
    不过，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在独立伊始就进入了一个急需转型的阶段，就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复杂和窘迫。社会从依附于政治变为独立于政治，从政治社会变为非政治社会，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的特点是非政治化。非政治化就是多元化、自主化和市场化。对于目前阶段来说，市场化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似乎社会转型就意味着要把社会弄成一个大市场。社会转型的目的和方向诚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市场就能（所有权）主宰一切。至少，历史学就不应该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市场的全权统治。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学的处境和社会转型之前又有什么区别呢？与其受市场的金钱奴役，不如受政治的权力奴役。所以，史学必须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全盘市场化”倾向予以坚决拒绝和严肃批判。因为这不单单涉及到历史学目前的危机处境，而且更关系到历史学未来的发展命运。事实上，史学危机就是在无法选择状态下产生的被迫选择。完全依附政治和完全依附市场，都不可取，也都不现实。就其本质而言，完全依附政治和完全依附市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现。如果历史学不想这么做，而又在没有更好地选择的情况下，就会必然产生困惑。片面依附政治的弊端，历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但片面依附市场的痛苦，他们又实在难以承受。这就自然产生了变革史学的要求。
    这种要求的实质既不是要回归政治，也不是要投靠市场，而是要立足自身、走向自身、完善自身、创造自身。总之，它是要求历史学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寻找一条独立的途径，以确保史学的自主和自由。这样，史学的自我意识就诞生了。史学意识的诞生，为新史学观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根本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恰恰是在社会转型期中产生出来的。这就直接涉及到史学与社会的本质关系，这个关系只能是互动的、多元的、自由的。从形式上看，史学与社会转型期的关系较之于史学与社会转型之前的社会（实际上是政治）即政治社会的关系，无疑是松散多了、开放多了。这种松散的开放的关系就为史学在多元选择中确立自己的本质与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正因为如此，社会转型对历史学的正面影响要远大于负面影响，积极作用要远大于消极作用，有利因素要远多于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