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诚如前面所说，社会转型是一次深刻而又全面的社会革命，它涉及到社会整个结构的转换，它所产生的问题之多，内容之广泛，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就为史学认识社会、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由于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开放状态，使得历史学有可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去对社会结构加以系统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这对史学是非常有利的。而这个有利条件也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在历史上的某些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才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这就为历史学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和有力的启示。社会转型迫切要求历史学去思考新的问题，去研究新的问题，这对历史学变革自身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观念是很有好处的。它促使历史学从现实社会吸取灵感，发现矛盾，使历史学的研究更富时代气息。同时，历史学依据社会转型提出的新课题和新要求，去研究历史，就会对历史作出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新解释新认识。所以，历史学的变革得益于社会转型之处甚多，尽管有时这种益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是思想的、而非物质的，但对于历史学来说，社会转型所提供的思想帮助比物质援助更有价值，它对历史学的自身建设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启示，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去对社会加以思考，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以全面批判的立场去对社会的整体加以深刻认识。
    比如，社会转型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作出新的解释，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为何迟迟没有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分析；同时，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体系的构成、功能、本质、影响进行全面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的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正负面作用，分析中国历史上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对中国历史停滞不前所起到的帮凶作用。
    又如，在社会转型期，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与以往大不相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人们都有意识地同传统拉开距离，要么干脆是赤裸裸地反叛传统。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对历史学有着极大的刺激和启示，它要求历史学必须善于把这种社会现象同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认识，它要求历史学必须面对社会转型的现实道德状况，去对历史上的道德价值与特性进行认真分析；它要求全面评估历史上的道德作用；它要求重新探讨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影响；它要求从道德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迟迟没有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从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可能地从古代道德传统中开发出可供现代人选择和利用的伦理资源；它要求历史学必须把道德水准同经济水准结合起来统一思考，是否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道德的退步为其必然代价，是否道德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之间永远是不平衡的、不同步的，是否道德与社会之间只能构成一种紧张的对峙，是否社会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必然构成一个历史规律。
    再如，社会转型期频繁出现的大面积的深层次的数量惊人的政府腐败现象，不能不引起历史学的严肃思考，且历史学的这种思考还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思考，而是放眼整个历史的通盘思考，并通过对历史上的各种腐败现象的科学研究，来剖析社会转型期中腐败现象的历史根源。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一种深度的历史研究。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实在是为历史研究打开了一道观察社会、洞察未来的天然门户。透过它，历史学有可能看到在此之前，即社会转型之前根本无法看到的种种现象、事实和秘密。这无疑有助于健全历史学家的心智，提高他对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和巨大痛苦所必须具有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社会转型有可能使历史学家变得成熟起来，而不再轻信什么和迷信什么。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过分轻信和狂热迷信往往正是导致历史研究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一旦理智起来，就会自觉划清史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就会立足史学去批判社会，就会用历史科学的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去贡献于社会，以使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社会受到深刻的教益。
    史学变革要想着手进行，就必须首先建立新的理性史学观。有了理性史学观，历史学与社会转型之间的界限就有了一个本体论的可靠依据，历史学就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大胆探索，社会对史学就不再是一种威胁和障碍，而成为一条开放的通道。历史学顺着这条通道，就能走近历史，就能走进历史深处。在历史深处，历史学所作出的种种研究，无论是关于政治的，还是关于经济的；无论是关于文化的，还是关于自然的；无论是关于个人的，还是关于群体的；不管是对一朝一代的研究，还是对一草一木的研究；不管是对文明兴衰的研究，还是对生态演化的分析，都足以对社会转型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为这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轰鸣和回响，而这轰鸣和回响则是由历史学传播出来的。所以，尽管表面上看，历史学全神贯注地集中于对历史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却依据于两个前提：一是史学自身的独立，二是社会本身的独立。社会的独立是独立于政治，史学的独立则是既独立于政治，又独立于社会。有了这两个基本前提，历史学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纯粹性，而这一纯粹性恰恰是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