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解放和社会革命，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这些影响又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看出来的。至少，人们还不可能完全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变化和认识这些变化。由于传统的束缚和习惯的偏见，乃至一些习以为常的职业性观念，都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转型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作出公正的评价和深刻的理解。所以，史学界的一些人对社会转型总是持一种观望、等待的保守态度。他们要么怨声载道，要么杞人忧天，仿佛历史学天生就只能享受政治社会的重用，而不能接受开放社会的冷遇。历史学总是要求转型中的社会为自己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一旦社会不做，或做不到，历史学家就会牢骚满腹地抱怨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就会怒气冲冲地指责社会的堕落和愚昧。历史学诚然有理由质问社会为什么不重用自己，但社会更有理由质问历史学对社会究竟有什么用处。当然，这种笔墨官司毫无任何实质意义，它只能耗费人们的精力，而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所以，历史学不应问转型期的社会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社会转型做些什么，即历史学不应消极地等待社会转型期的完成，而应积极地参与社会的转型。只有这样，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史学才能获得社会的依赖和尊重，才能成为有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的知识形态。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抓住社会转型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速实现自身的彻底变革。这次史学变革是把史学从政治附庸状态解放出来的伟大理性运动，它要求史学必须由过去那种对政治的辩护转变为对社会的服务，必须由过去对政治社会的效忠转变为对开放社会的批判。这不仅是史学观的深刻革命，而且也是史学职能的深刻革命。
    历史学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借助于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和刺激，从里到外地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体系，具有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史学。如果失去这次机遇，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情结将永远无法得到根除，历史学将永远无法获得自立的本质力量，历史学将永远无法成长为一种感人的人文精神，历史学将只能屈服于市场的强大压力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品格和批判价值。这样，历史学就会患上“软骨病”，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政治与市场之间，成为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第三种存在。辩证地看，史学变革与社会转型应该是同步性的。因为，正像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对政治的依附转变为社会的自主，从政治社会转变为开放社会一样，史学变革的本质也是从对政治的附庸转变为史学的自立，从政治史学转变为批判史学。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历史学绝对没有理由去消极地等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再来实现自身的变革。因为，如果不与社会转型同步，如果没有社会转型，历史学的变革就必然缺少一个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强大动力。
    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社会转型采取一种全面参与的积极立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社会，而且也是为了史学，因为史学变革与社会转型已成为利益相关的统一体。在参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历史学也将获得自己的内在本质。也可以说，真正的史学变革（只能）从社会转型开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对于史学变革非但不是某种外在的限制，反而构成一种内在的需要。它意味着，彻底的史学变革只有在社会转型中才能进行，因而历史学只有在全面认识社会转型的本质之后，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本质。只有通过这种理解，历史学才能建构起一种新的理性史学观，历史学才能合理摆正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社会是历史学的认识对象，也是历史学的服务对象。当然，这种“服务”决不是“投其所好”式地满足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庸俗需要，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审视，它意味着史学需要社会，但并不依附社会。这就是说，史学需要服务社会，但不是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史学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考虑，史学依据自身的理性准则去为社会提供服务。毫无疑问，这种服务正是史学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种影响越大，社会就越是需要史学。诚然，一旦社会迫切需要史学的帮助时，它就会主动地给历史学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便利，以作为对史学工作的支持和回报。因为，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其实，任何社会都是这样，即便社会在转型完成之后也是这样），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利益原则，利益总是第一。社会不会不考虑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去盲目为史学投资或赞助，社会永远都是现实的。社会只有在有所求的情况下，才会有所予，社会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史学什么。社会给予史学什么，其目的就是希望从史学那里得到些什么，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谁也谈不上高尚或卑鄙、慷慨或自私，双方都是受到利益的驱使而走到一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双方的这种利益关系实际上就像一种契约，当然这种契约是在双方的长期合作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对双方都构成一种约束和压力。
    所以，当史学要求社会为自己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时，它必须首先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在任何时候，片面要求社会来为史学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这就要求史学必须自立，必须在社会转型中实现自身的彻底变革，必须与社会保持平等和独立，必须摆脱对社会的依附和乞求。史学必须走向自身，但走向自身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力求摆脱社会的物质束缚。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史学对社会总有一种潜在的反抗欲望和造反冲动。史学像任何一种精神活动一样，永远不会满足现状，对现状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史学独立于社会的根据与标志。这就决定了史学在同社会合作的过程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存在与本质。我相信，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一旦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时，史学危机就有可能得到缓解和消除。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史学危机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史学危机的消失更非一朝一夕，史学危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历史学家的忍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是对历史学局限性的一次全面曝光。总之，史学危机只有通过史学变革才能得到克服，而史学变革只有在社会转型中才能有效进行。因为社会转型给历史学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弹性的生存活动空间，它较之于政治社会对历史学进行的僵硬限制，无疑要更为开通和文明一些。基于此，历史学对社会转型必然抱以赞成和支持的态度，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和思考这场旷古未遇的社会革命。一旦史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社会就决无任何理由去拒绝史学的热忱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