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察太平天国烟酒禁令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如果按时间划分，笔者认为：从1843年6 月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至1847年7月，是它的萌芽期；从1847年8月至金田起义前，为其初步形成阶段；而从金田起义至1854年前后，该禁令体系逐步发展成熟。
    同时，通过分析前述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太平天国烟酒禁令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阶段的差异，其呈现出的特点也存在着显著不同。
    总体上说，在其萌芽期间洪秀全面对的是一种矛盾局面。一方面是拜上帝教初创，信徒寥寥无几，自己的宗教领袖地位尚未得到公认；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如何迅速发展组织并扩大其影响，以实施自己远大的反清报负这一最主要任务。在这对矛盾面前，尽管亲眼目睹过鸦片对中华民族造成严重危害的洪秀全萌生了禁止世人吸食烟酒等陋俗的主张，但在绝大多数群众尚未认识到鸦片、烟、酒危害的社会现实面前，他欲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也深感个人能力之微薄。因此，洪秀全只能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即从宗教需要的角度来宣传其严禁烟酒等陋俗的道理。关于此种宣传，除了前面提到的《原道救世歌》外，在《太平天日》一书中亦有明确记载：
    “天父上主皇上帝同其天兄基督及众天使送主下凡，见凡人剃头，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贪威风！’见凡人好饮酒，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其口好吃！’见凡人食烟，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其口出烟！’见人淫邪，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尔看凡人这样变怪，不成人类！’”（注：《太平天国》，Ⅱ，第641页）
    综合分析有关史料，可知萌芽期间的太平天国烟酒禁令特点为：洪秀全以上帝厌恶凡人所行恶事为理由，借神的名义来宣传自己严禁烟酒等陋俗、敬奉上帝的主张，以求达到号召、组织人民共同反清，建立农民阶级自己的“天朝”大业之目的。然而，笔者也不得不同时指出，此时的洪秀全尚未完全取得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威，故他不可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因此，面对世人吸烟饮酒等不良习惯，他只能立足于“劝”，即通过宣传教育、扩大影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洪秀全此时的严禁烟酒等陋俗主张对世人尚无真正的约束力。
    至紫荆山区拜上帝教信徒日众，洪秀全、冯云山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太平天国烟酒禁令进入初步形成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洪秀全已成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于是，洪秀全对众信徒施以严格的规矩。其中包括“禁吸鸦片，即平常烟草及饮酒均在被禁之列。”（注：《太平天国》，Ⅵ，第867页）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直到此时， 洪秀全严禁烟酒等陋俗主张始对拜上帝教信徒具有束缚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以禁欲为基础的束缚力主要是靠宗教诫条和道德维持，它对拜上帝教之外的世人仍不起作用。而且，即便是洪秀全拥有了这种宗教束缚力之后，他对违背“天条”的吸烟、饮酒信徒，也不能任意杀害。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金田起义前。
    金田起义后，随着组建太平军，创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主要领导人均取得了宗教、政治、军事领袖的多重身份。在新的形势下，“十款天条”的性质也向多极化转变，即它不但是拜上帝教的宗教诫条，还成为太平天国法律和太平军军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洪秀全等人始对违背“天条”的太平军将士拥有至高无上的处罚权。及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太平军的北伐、西征，其占领区逐渐扩大、巩固，洪秀全等人的这种处罚权行使范围亦推而广之，扩大到太平天国各地及各色人等。
    因此可以说，逐渐发展成熟阶段的太平天国烟酒禁令特点为：它自金田起义后，经历了一条依靠法律、军律和国家政权的强制推广实施之路。在此过程中，洪秀全等领导人采取了先军内、后军外的逐步推行之法，并通过制定对获犯之人和对知情不举者的奖罚办法，使得该禁令体系日臻完善，从而成为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各色人等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之一。如有人违犯，则无论官、民、士兵均科以斩首之罪（实际执法中未完全施行），充分地显示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洪秀全等人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三
    太平天国烟酒禁令在这场著名农民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各点：
    第一，纵观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以行政手段和法律形式禁止自己的将士和人民群众吸烟饮酒，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前所未有，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一大创举。它对时人吸烟饮酒等陋习是一次致命的冲击，在当时社会中发挥了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其成败之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治理社会中的陋俗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洪秀全下达金田团营令后，各地拜上帝教信徒纷纷“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注：《太平天国》，Ⅵ，第870 页）这即是太平天国圣库制度之始。然而，太平军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矿工，他们虽人数众多，但因原本贫困，能捐献出的物资却极为有限，这样，维持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的军需供给，就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故“金田起义之始”，太平军内就发生了“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注：《太平天国》，Ⅰ，第367页）之事。不久，太平军在转战广西期间，甚至又陷入了“现无盐”（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页）的极困难境地。在这种连生活必需消费品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太平天国严禁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自然就具备了经济、政治上的新含义。即它对节省有限物资，支持长期农民战争，以求达到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注：《太平天国》，Ⅰ，第321 页）的理想社会奋斗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