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正确认识烟酒的危害性方面，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黄烟有伤唇体，无补饥渴，且属妖魔恶习。”（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
    关于饮酒，“秀全谓以米蒸酒，是夺去人所必需之食粮，其后复予人以无用而有害之饮料。”（注：《太平天国》，Ⅵ，第867 页）杨秀清则声称：“照得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一经沉酣，遂致改变本来面目，乘兴胡为，……醉后目无尊长，致生事端”。为此，洪秀全在“闻得朝内军中嗜酒滋事者，甚属不少”时，曾愤怒地表示：“此等行为，殊甚痛恨。”（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88-89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烟酒禁令在维护太平军将士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方面，在维护内部正常的领导秩序方面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第四，自金田起义到1856年攻破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太平军之所以能在短短五年横扫华南、华中、华东等地区，甚至“一月倾三省”（注：《太平天国》，Ⅴ，第425页），定鼎天京， 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是与其严明的军纪和旺盛的战斗力密不可分的。
    对于太平军严明的军纪，时人可谓有口皆碑，甚至连太平天国的敌人也不敢否认。张德坚就曾在《贼情汇纂》中多次指出，太平军之所以屡战屡胜，“全恃行军有法”，全恃“严号令，肃纪律”（注：《太平天国》，Ⅲ，第227，119页）。时任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的四美牧师也说：“在他们所经过的丰饶肥沃、人口稠密之区的全部一千五百英里的长途行军中，象掠夺、屠杀和强奸等那些在亚细亚战争中所经常伴随着的行动是被切责痛斥了，并且被处以死刑。他们以一种远甚于清教徒的严正精神，……厉行十诫的十条道德规则，并且对它的辞句附加了更严格的解释。……他们以一种不容许有半点出入的道德决心，来痛斥和革除了饮酒、吸烟、赌博、说谎、诟骂，而最重要的是痛斥和革除了对鸦片烟的耽溺。”（注：呤唎：《太平天国》，第一卷，第89页）由此我们可知，太平天国烟酒禁令在严明军纪，提高太平军的战斗力方面确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尤其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太平天国烟酒禁令中还特意向全体军民强调道：“总之天法至公”，如果违禁吸饮鸦片、烟、酒，“无论至亲爵位，有犯必究。”（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89页）这实质上已触及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近代基本法则。从而在有力冲击中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制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义之深远无需赘言。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洪仁玕曾在《钦定英杰归真》一书中回忆道：“昔吾从游真圣主，每与谈经论道，终夜不倦，……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予问其故，……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注：《太平天国》，Ⅱ，第570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洪秀全创建拜上帝教之初，其严禁烟酒的主张中就包含有鲜明的反对封建剥削和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但狠狠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而且亦对资本主义国家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给予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打击下，上海英商怡和洋行的鸦片贩子们不断惊呼：“鸦片几乎没有人问津。”（注：《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第109页）“所有的货品都无人过问。”（注：《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第110 页）另一家因贩卖鸦片而臭名昭彰的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未成功。……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的最激烈的诽谤者，用种种办法去反对太平天国了。”（注：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61页）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烟酒禁令的实施，特别是其中严禁吸食鸦片的法令，具有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时代特征。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它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