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易学家。研究他的易学不能离开清初学术，因为易学作为学术的一个门类，不能超然于学术之外，而只能在一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船山治《易》是在清初学术背景下进行的。清初学术承晚明而来，由于理学末流的空疏，以及时代的动荡，使这一时期的学术有别于先前，大有从理学回归于经学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则以反思与批判理学、博大宏伟、经世致用、回归经典等特征表现出来。清初学术的这些特征无疑对船山易学产生重要影响，大体决定其易学的基本特色。
    一、修正和批判宋易
    明清之际，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由于其空谈虚理、不务实功而渐趋没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的要求，促使学术界对其进行修正与批判，表现在船山易学中则是对宋易的修正与批判。他之所以对宋易进行修正与批判，是因为宋易在具体事物之外设置了一个“虚悬孤致之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此道是虚伪无实的。具体地说，包括对义理派和图书派批判两个方面。
    对宋易义理派的修正和批判。船山易学虽倾向于义理派，但对宋易义理之学并不十分满意。他指出：“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氏轼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注：《周易内传发例》三。）在船山看来，就总体而言，宋易义理派重视义理，反对象数，符合圣人作《易》的宗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义理派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主要是他们过分重视义理，而多少忽视了象数及其他，这一点与王弼有相似之处。苏轼《东坡易传》流于佛老方外，援佛老入《易》，这一点与王弼以玄学治《易》方法相同，皆有背离易学的倾向。程颐《伊川易传》讲理事，使《易》“通志成务”之大用得以施行，摆脱了释老虚无之学的束缚，是正确的，而继王弼黜象数而崇义理，以《序卦》为释卦之旨，纯乎讲事理而不与于筮占，以及否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即否认事物生化中的一种偶然性，则是错误的。张载既言义理又讲象数，发挥《易》阴阳刚柔之象，符合《易》旨，因为这揭示了《易》的神化之功，体帖事物发展的不测之神与精微之妙。但美中不足是过于简略，未能“贯全《易》于一揆。”船山修正宋易重视义理忽视象数的片面性，使两者统一起来。
    船山对朱熹易学也提出批评。其原因是：“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注：《周易内传发例》三。）尤其不赞成朱熹把《易》视为卜筮之书，因为这否认了《易》作为人生哲理之书的特点。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提及《易》为卜之书，他曾说：“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注：《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纲领上之下。）朱嘉把《易》视为卜筮之书，是从其最初形成意义上讲的，他也承认，自孔子治《易》后，从中推出许多义理来，《易》在孔子那里已不是卜筮之书。船山对朱熹的批评也有偏激之处，但对宋易重视学忽视占的修正，是正确的。
    船山集中批判了宋易中的图书派。他认为，邵雍把《易》归纳为整齐的次序与方位是错误的。君子有所作为，在于显天道，以昭人道，崇德而广业。而邵雍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又“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耶？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耶？”（注：《周易内传发例》十三。）邵雍之图“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且“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显然把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归于机械的易图之中，这是一种僵化的思想模式。在船山看来，这陷入“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的先验论泥坑。如果依着他的主张，人们便可以“端坐以俟祸福之至”，“无为偷安”了。这也背离了《易》不可为典要的宗旨。
    船山集中批判了邵雍的卦序，邵雍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注：邵雍：《皇极经世》卷七上，《观物外篇·先天象数二》。）意思是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而为太阴、少阳、少阴、老阳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为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八卦；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为十六，十六之上各生一阴一阳为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各生一阴一阳为六十四卦。这是所谓的加一倍法，朱熹称其为“破作两片”。船山认为，这种方法与《易》中阴阳互蕴的思想相违背。“《皇极经世》之旨，尽于朱子破作两片之语，谓天下无不相对待者耳。乃阴阳之与刚柔，太之与少，岂相对待者乎！”正如“少即太之稚也，太即少之老也，将一人之生，老少称为二人乎？自稚至老，渐移而无分画之涯际，将以何一日焉为少之终而老之始乎？故两片四片之说，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注：《思问录·外篇》。）阴与阳、刚与柔不是截然对立的，不可云二，而是合和统一的。如同一个人从少到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这种发展与变化是在人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的，其前后相互关联，岂能截然分开？
    可以看出，船山对宋易的基本态度是站在义理派立场，抨击邵雍先天图书象数易学，修正程颐、张载、朱熹义理之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