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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初学术看王船山易学的特色(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清史研究》 汪学群 参加讨论

二、以《易》统摄诸学科
    清初学术的博大宏阔,是指批判理学独尊后,先秦诸子学、经学、史学、理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全面发展,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清初学术的博大在船山易学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易》本身就是一个包括众多学科在内的百科全书。纪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一·易类一》。)船山解《易》博大,指把多种学科纳入其易学体系中,并分别论述了它们与《易》的关系。
    关于历法,船山认为,它只是“象数已然之迹,而非阴阳往来之神”。(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任何历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天象的认识。而天象是在不断变化的,也即“日运刻移,东西循环,固无一定之方”,“自岁差之法明,尧时冬至日在虚,周、汉以后冬至日在斗,而今日在箕之度矣。”(注:《思问录·外篇》。)由于天象的变幻莫测,要了解天象就必须坚持灵活变通的原则,切不可拘泥于陈规陋法。与历法有所不同,《易》则是阴阳往来之神,象数已然之迹正是阴阳往来之神变化的具体显现。因此,他得出结论是:“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在《易》与历法的关系上,《易》可以衍历法是承认《易》比历法更根本,历法不可以限《易》,是说《易》比历法更博大。
    关于地理,扬雄著《太玄》,把“太玄”视为宇宙之模型。船山指出:“其所仰观,《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以其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依扬雄之见,便把《易》限制在固定不变的范围之内。船山认为,“方圆整齐之象,皆立体以限《易》,而域于其方,虽亦一隅之理所或有,而求以肖无方之神,难矣哉!”(注:《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传》第四章。)这表明《易》道广大采备,不能限《易》于一隅一域。
    对于律吕,船山认为,律历本于《易》才有变通。他说:“夫律者上生下生,诚肖乎七八九六之往来,而黄钟之数十一,则天五地六之一数也。数全而仅用其二,以之建方,以之立体,是拘守其一,而欲蔽其全矣。故《易》可以该律,律不可以尽《易》,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黄钟所用之数十一,其实是《系辞》中的天五地六一对数,其它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没有涉及,只能是《易》的一个局部。以偏概全,以局部蔽整体,是片面的。因此,律不可以尽《易》、限《易》,律来源于《易》。对于数,船山认为,有象才有数,数因象而生。《河图》五十五之数是“纪天地之化”的,数只是《易》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易》全体。如果仅以数来解释《易》,那么就会陷入数术之学。他说:“充邵康节、蔡西山之道,可勿仅以数学名也。始姑就之,天下趋焉;终遂耽之,大道隐焉。”(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子产对黄熊》。)把《易》只归结为数,是以小术隐大道。
    船山还以《易》来统摄其它经书,从常变、理事等角度解释《易》与诸经的关系。
    关于常变关系,他指出:“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易》与礼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易》全用而无择,礼慎用而有则。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而于《易》则不敢泰然尽用之,于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就时间而言,礼与《易》产生时代大体相同,就逻辑说,是礼生于《易》。另外,两者特征、功能不同,礼有据有则,贞常而不变,《易》则兼顾常变。又说:“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有常也,有善而无恶,矩度中和而形成不易,而一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礼乐指社会伦理的法则、常规,《书》是先王的法典、告示、誓词等政治文献,是有典有要的法则,是礼乐之宗,具有不变性,均属常。《诗》以比兴而言志,有褒贬,《春秋》判定是非,权衡善恶,为变。把《易》以外的经书分为两类,各有常或变的特征,只有《易》才真正兼顾常变。“《诗》、《书》、《礼》、《乐》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龟莛之设,穷数以测其变。合其象数,贞其常变,而《易》以兴焉。”(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三章。)其它诸经与龟莛各执象数一端,象至常有定,数极变无穷,《易》合象数,把常变统一起来。
    关于理事关系,他认为,“《春秋》之记事也”,《春秋》为记事之作,应与《易》为表里,“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易》重在言理,而《春秋》为记事之作,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谓互为表里。他说:“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诗》与《春秋》反映的是天下之情与事,《易》召示的是天下之理,圣人“本《易》以制礼,本礼以作《春秋》,所谓以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春秋》之作本于礼,制礼又本于《易》,《春秋》本于《易》。正如在理事关系上,事本于理一样,诸经皆本于《易》。
    船山从常变、理事关系角度论述《易》与其它诸经的关系,旨在说明《易》是诸经的根本,其它诸经统一于它。他指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三章。)他把其它诸经只当作反映天下之象,具体地说是天下之象的不同侧面,各有其特点,而《易》则统一其它诸经。基于这种认识,船山在自己非易学著作中也大量地运用易学观点,以此来说明、解释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易学思想渗透到其它著作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易学也是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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