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易》统摄诸学科
    清初学术的博大宏阔，是指批判理学独尊后，先秦诸子学、经学、史学、理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全面发展，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清初学术的博大在船山易学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易》本身就是一个包括众多学科在内的百科全书。纪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一·易类一》。）船山解《易》博大，指把多种学科纳入其易学体系中，并分别论述了它们与《易》的关系。
    关于历法，船山认为，它只是“象数已然之迹，而非阴阳往来之神”。（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任何历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天象的认识。而天象是在不断变化的，也即“日运刻移，东西循环，固无一定之方”，“自岁差之法明，尧时冬至日在虚，周、汉以后冬至日在斗，而今日在箕之度矣。”（注：《思问录·外篇》。）由于天象的变幻莫测，要了解天象就必须坚持灵活变通的原则，切不可拘泥于陈规陋法。与历法有所不同，《易》则是阴阳往来之神，象数已然之迹正是阴阳往来之神变化的具体显现。因此，他得出结论是：“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在《易》与历法的关系上，《易》可以衍历法是承认《易》比历法更根本，历法不可以限《易》，是说《易》比历法更博大。
    关于地理，扬雄著《太玄》，把“太玄”视为宇宙之模型。船山指出：“其所仰观，《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以其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依扬雄之见，便把《易》限制在固定不变的范围之内。船山认为，“方圆整齐之象，皆立体以限《易》，而域于其方，虽亦一隅之理所或有，而求以肖无方之神，难矣哉！”（注：《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传》第四章。）这表明《易》道广大采备，不能限《易》于一隅一域。
    对于律吕，船山认为，律历本于《易》才有变通。他说：“夫律者上生下生，诚肖乎七八九六之往来，而黄钟之数十一，则天五地六之一数也。数全而仅用其二，以之建方，以之立体，是拘守其一，而欲蔽其全矣。故《易》可以该律，律不可以尽《易》，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黄钟所用之数十一，其实是《系辞》中的天五地六一对数，其它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没有涉及，只能是《易》的一个局部。以偏概全，以局部蔽整体，是片面的。因此，律不可以尽《易》、限《易》，律来源于《易》。对于数，船山认为，有象才有数，数因象而生。《河图》五十五之数是“纪天地之化”的，数只是《易》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易》全体。如果仅以数来解释《易》，那么就会陷入数术之学。他说：“充邵康节、蔡西山之道，可勿仅以数学名也。始姑就之，天下趋焉；终遂耽之，大道隐焉。”（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子产对黄熊》。）把《易》只归结为数，是以小术隐大道。
    船山还以《易》来统摄其它经书，从常变、理事等角度解释《易》与诸经的关系。
    关于常变关系，他指出：“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易》与礼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易》全用而无择，礼慎用而有则。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而于《易》则不敢泰然尽用之，于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就时间而言，礼与《易》产生时代大体相同，就逻辑说，是礼生于《易》。另外，两者特征、功能不同，礼有据有则，贞常而不变，《易》则兼顾常变。又说：“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有常也，有善而无恶，矩度中和而形成不易，而一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礼乐指社会伦理的法则、常规，《书》是先王的法典、告示、誓词等政治文献，是有典有要的法则，是礼乐之宗，具有不变性，均属常。《诗》以比兴而言志，有褒贬，《春秋》判定是非，权衡善恶，为变。把《易》以外的经书分为两类，各有常或变的特征，只有《易》才真正兼顾常变。“《诗》、《书》、《礼》、《乐》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龟莛之设，穷数以测其变。合其象数，贞其常变，而《易》以兴焉。”（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三章。）其它诸经与龟莛各执象数一端，象至常有定，数极变无穷，《易》合象数，把常变统一起来。
    关于理事关系，他认为，“《春秋》之记事也”，《春秋》为记事之作，应与《易》为表里，“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易》重在言理，而《春秋》为记事之作，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谓互为表里。他说：“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诗》与《春秋》反映的是天下之情与事，《易》召示的是天下之理，圣人“本《易》以制礼，本礼以作《春秋》，所谓以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春秋》之作本于礼，制礼又本于《易》，《春秋》本于《易》。正如在理事关系上，事本于理一样，诸经皆本于《易》。
    船山从常变、理事关系角度论述《易》与其它诸经的关系，旨在说明《易》是诸经的根本，其它诸经统一于它。他指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三章。）他把其它诸经只当作反映天下之象，具体地说是天下之象的不同侧面，各有其特点，而《易》则统一其它诸经。基于这种认识，船山在自己非易学著作中也大量地运用易学观点，以此来说明、解释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易学思想渗透到其它著作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易学也是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