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视对《易》本文的解释 清初学术回归经典指回到以通经学古为特色的经学。理学治经的特点是借经发挥己意,重道轻经,明末以来,此风愈演愈烈,忽视对经本文的解释,由此造成空谈性道。面对这种情况,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自救运动,转向古老务实的经学,以取代走向穷途的理学。回归经典,也即对经学的倡导,表现在船山易学上就是重视从《易》本身出发对其性质、原则进行诠释,即使对其义理的发挥也大体遵循《易》的内在逻辑。 对于《周易》的性质,《系辞》解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是说言论效法卦爻辞,行动效法卦爻的变化,制造器物效法卦象,判断吉凶效法占法。君子要有所作为应先向《易》请教,《易》可告知努力的方向,它是天下最精妙的典籍。这四者前两者讲的是学《易》,后两者讲的是占《易》的问题,按《系辞》的解释,《易》是占与学的统一,不过占只是形式,学才是内容。船山对此评道:“夫子阐《易》之大用以诏后世,皎如日星,而说《易》者或徒究其辞与变以泛论事功学术,而不详筮者之占,固为未达;又或专取象占,而谓《易》之为书止以前知吉凶,又恶足与圣人垂教之精意!占也,言也,动也,制器也,用四而道合于一。道合于一,而必备四者之用以言《易》。”(注:《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传》第十章。)船山同样把这四者看成占与学的关系,他既反对后来说《易》者只讲辞与变的学《易》,也反对专讲象与占的占《易》,认为言、动、制器、占这四者,也即学与占是统一的,从他的易学看,占只是《易》的一种职能,而察言观变才是其主要任务。与《系辞》一样,把《易》视为充满宇宙、人生哲理的典籍。 船山治《易》十分重视解《易》诸原则体例。对于爻位说,他肯定“其例有阴有阳,有中有不中,有当位有不当位,有应有不应,有承有乘,有进有退。”(注:《周易内传》卷一上,《乾》。)并在解《易》中广泛地加以运用。 当位说,指一卦六爻各有其位,二、四、六为偶数阴位,一、三、五为奇数阳位,阳交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当位或得位,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即不当位或失位。一般说,当位吉,不当位凶。如既济卦,初九居阳位,六二居阴位,九三居阳位,六四居阴位,九五居阳位,上六居阴位,六爻当位。《象》说:“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以此释卦辞“亨小,利贞。”船山对此解释说:“以常理言之,则利贞。”(注:《周易内传》卷四下,《既济》。)又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小象》解此卦六三辞:“未济,征凶”说“未济,征凶,位不当也。”船山说:“位不当而欲上进则必凶。”(注:《周易内传》卷四下,《未济》。) 应位说,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其位相应。应位分有应与无应。应位分有应与无应,阳爻和阴爻相应为有应,阳爻之间或阴爻之间无应。一般说,有应吉,无应凶。如大有卦五阳一阴,六五爻居于阳位,为不当位,不吉利,可六五卦辞说:“厥孚交如,威如,吉。”《彖》说:“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船山解释说:“居阳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应。”(注:《周易内传》卷二上,《大有》。)上下应指六五爻与九二爻有应,虽不当位,也吉。又如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可卦辞说“亨”。《彖》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船山解释说:“不当位而应以无疑。”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六皆有应,因此,亨。 中位说,指居上下卦之中,即二、五爻位。一般说,虽不当位,也吉。如噬嗑卦六五并不当位,但居上卦之中,《彖》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船山释曰:“‘不当位’,谓六五也。变否塞之道,柔自初而上行以得中,其妄而治以刑,合于义,故‘利’。”(注:《周易内传》卷二下,《噬嗑》。)五爻应属阳位,六五居之,不当位,但六五居上卦之中,为中位,也吉利。 趋时说,指卦象之吉凶与所处的时机不同有关。如同居中位,不一定都是吉,适时吉,失时凶。节卦九二、九五居中。《彖》说:“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而九二爻辞说:“不出门庭,凶。”《小象》说:“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船山释曰:“‘极’,至也。时至事起而吝于出,则败而物怨之。”(注:《周易内传》卷四下,《节》。)九二虽居中位,但应出而不出,失去时机,所以凶。 承乘说,指一卦中临近两爻,下为承,上为乘。上爻为阳,下爻为阴,为阴承阳或阳乘阴,为顺、吉。上爻为阴,下爻为阳,为阴乘阳或阳承阴,为逆、凶。如归妹卦初九、九二、九四皆为阴所乘,《彖》说:“无攸利,柔乘刚也。”船山释曰:“外卦二阴乘一阳,内卦一阴乘二阳。阳妄动而为阴所乘,则败于家,凶于国。”(注:《周易内传》卷四上,《归妹》。)上卦六五乘九四,下卦六三乘九二,皆阴乘阳或阳承阴,六五虽居中位,也不吉利。 往来说,指卦中各爻可以上下往来,由上到下为来,由下至上为往,卦义及卦辞的吉凶可以用往来说明。如无妄卦,乾上震下,《彖》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船山释曰:“外卦皆阳,阳与阳为类,而一阳离其群,间二阴而在下,以主阴而施化。”(注:《周易内传》卷二下。《无妄》。)上卦乾为刚,来到下卦之中,成为震卦初九爻,此爻又统率二阴,以此解释乾上震下,“动而建”。 船山也运用《易》中的取象说。《大象》是取象说,以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八卦,进而解释卦象的义理。其对卦义的解释,先讲自然现象,后讲人事生活教训,可谓天道与人文合一。船山尤重视《大象》的研究,所撰《周易大象解》是专门诠释《大象》的著作。如师卦《大象》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宽民畜众。”先讲“地中有水”,以自然现象解释师卦坎下(水)坤上(地)的特点,后则讲人事,君子应像土能盛水那样,容纳百姓,对百姓宽容。船山释曰:“地中之水,无见水也;君子有民,无见民也。君子观于地之容水,以静畜动,而得抚民之道焉。士安于塾,农安于亩,淳者漓者,强者弱者,因其固然,不争不扰而使之自辑。”(注:《周易大象解·师》。)君子像土容纳水一样,对百姓宽容,让他们修生养息,不要扰民,体现其兼容并包的品格。先讲自然现象,后讲人事,符合《大象》本义。他后来撰《周易内传》释师卦《大象》时也体现这一点。 船山治《易》时也如实解读其中的基本原理。如《易》中所包含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自然界生成图式;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思想;天道与人道相一致,人道必须效法天道的天人合一问题;以及天尊地卑,君臣、父子、主从、上下依附关系,等级观念等,船山都加以准确把握。 就学术内在的发展逻辑而言,清初学术由空谈性道的理学转向通经致用的经学。这一趋势是以修正和批判理学为先导的,批判理学独尊及空谈虚理,导致各门学科的发展、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以及经学的复兴。但自康熙二十二年后,随着清廷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清廷逐步确立了以尊朱熹为特色的崇懦重道的文化政策,使理学日趋僵化,思想领域的专制开始。经学本来包含通经与致用两方面,由于当时政治思想的影响,通经代替致用,经世致用趋于消沉。这赋予理学转向经学另外的内涵,即理学转向通经学古,换言之,取代理学的经学实质上是经学考据学,这表明学术朝着通经学古的经学考据学的路子走去。这一趋势也反映在船山易学上。顺治十二年撰写的《周易外传》为他早年的代表作,此书是通经致用的著作,可以说是《易》的应用,康熙二十五年撰写的《周易内传》为他晚年代表作,此书为解经之作。从通经致用到解经的转变,大体与清初学术发展趋势一致。看来“退伏幽栖,俟曙而鸣”的船山,也没有囿于学术背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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