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易》经世 清初学术上的经世致用是针对明末以来学术界空谈心性以及社会动荡而展开的一场学以经世、挽救社会的思潮。经世致用在船山易学中表现为用《易》经世,他治《易》不徒托空言,而把学《易》与运用《易》了解宇宙自然、立身、评说政事等结合起来。 船山说:“体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失吉凶之故,而《易》作焉。”(注:《周易内传》卷一上,《上经乾坤》。)既然《易》的任务在“极物理人事之变”,就必须首先对宇宙自然有个基本观点。他把《易》运用于自然,解释自然现象,提出:“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注:《张子正蒙注》卷八,《乐器篇》。)这是由空谈转入实功,把理学蹈虚空谈的“格物穷理”变为探索质测之学的“实功”。本此,他对张载关于海水潮汐的假说提出批评:“不及专门之学以浑天质测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参两篇》。)又指出朱熹关于自然现象的臆断:“朱子谓虹霓天之淫气,不知微雨漾日光而成虹。”(注:《张子正蒙注》卷八,《乐器篇》。)他还提出“延天祐人”的思想,说:“圣人与人为徒,与天通理。与人为徒,仁不遗遐;与天通理,知不昧初。将延天以祐人于既生之余。而《易》由此其兴焉。”(注:《周易内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二章。)圣人对民行仁德,对天通晓其理,延长自然的功能,为人类服务。他借助《易》中的太极、阴阳、道器、理气、动静、有无等范畴对宇宙自然现象给予说明。 船山易学与其一生出处行谊、经历忧患有关。他远祧文王、周公、孔子,而近宗张载。文王、周公处忧患中而演《易》。《系辞》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承其绪发挥“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晚年读易至韦编三绝。至于张载之学则无非《易》。船山深知易道出于忧患,自己又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治《易》抒发忧患之情。他以易理出入于险阻,对《易》终生服膺不忘,每逢忧患之时,都从《易》中有所得,并凭此在忧患中仍然振奋。他处于亡国之秋,犹能发扬刚毅,不灰心丧气。他说:“明夷本以明而受伤,象大明为地所掩,”“然两间之启闭有象,则天下有其时;而君子即可体之以为德。夷者,时之变也,而君子之常也。故死生祸福皆天之道,即皆圣人之德,非穷神知化者,其孰能知之。”“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箕子“于艰难备极之日,彝攸叙之道未尝一日忘之,则迹自晦而道自明,是以利贞。然则箕子怀道以待武王之访乎?非也。箕子无待武王之心,而访不访,存乎人者不可期也。君子虽际大难,可辱可死,而学道自其本务,一日未死,则不可息于一日,为己非为人也。怀道以待访,则访不可必,而道息矣。志节之与学问,道合于一而事分为二。遇难而恣情旷废,无明道之心,志节虽立,独行之士耳,非君子之所谓贞也。”(注:《周易内传》卷三上,《明夷》。)是借箕子处忧患之世不辱身不降志,来抒发自己的气节与意志,虽然亡国,但士大夫的志节不可丢,表现了一种在逆境中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是用《易》立身之实例。 船山总结历代君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是非得失,认为,君主经世必须用《易》。他说:“四时之将改,则必有疾风大雨居其间,而后寒暑温凉之候定。”“汤武体天之道,尽长人、合礼、利物、贞干之道以顺天,文明著而人皆悦,以应乎人,乃革前王之命。当革之时,行革之事,非甚盛德,谁能当此乎?”(注:《周易内传》卷四上,《革》。)“当革之时”,采取“疾风大雨”式的手段“行革之事”,是符合天道的行为。用疾风暴雨比拟汤武革命,是他对“革命”行为的赞颂,反映明末清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呼声。 清政权建立以后,船山看到反清复明已无希望,面对现实,他说:“君子以风行天上之理,自修明于上,而无为之化,不言之教,移风易俗,不待政教而成矣。”(注:《周易内传》卷一下,《小畜》。)他借风行天上来阐述开明政治的理想。统治者“自修明于上”,即以身作则,上行必然下效,社会风气就会好转,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又告诫统治者天下太平后,也应居安思危,时存戒惧之心。“天下晏定,各循其分,所虑者,人亡厝火积薪之忧而竟于仕进。”(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蛊》。)安而忘危,趋于利禄之途是很危险的。他反对统治者为推护其统治,在经济上搞绝对平均,提出:“君子施惠于民,务大德,不市小惠。不知治道者,徇疲惰之贫民,而铲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酿乱之道也。故求荒者,有蠲赈而无可平之粟价;定赋者,有宽贷而无可均之摇役。虽有不齐,亦物情之固然也。”(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谦》。)社会上的贫富不均是正常的,正如物有不齐一样,硬要削富益贫,这是施小恩小惠,不是务大德。 船山用《易》解释安邦治国,主张德刑兼顾。释《损》卦时说:“内卦方生为德,外卦立制为刑。损民以养君,损质以尚文,损情以适事,损德以用刑。”又“《损》《益》者,阴阳交错以成化,自然之理,人心必有之几,《损》不必凶,而《益》不必吉也。”(注:《周易内传》卷三下,《损》。)他认为,正如《易》有损益相互补充一样,德刑也应兼顾。“君子为不可犯而乃以全天下之愚顽。不善用谦,以称兵制胜,是鸷鸟之将击戢翼,猛兽之将攫而卑伏,虽利亦险矣哉。”(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谦》。)这要求统治者宽猛相济,刚柔并用,德威兼施,对被统治者应行“无为之化”,才能“端拱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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