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录了有关周秦时期的史事
    《华阳国志·蜀志》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圣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锦、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任乃强先生认为“七国”乃“巴国”之误，这是极有道理的。[③c]杜宇时代蜀已建立起国家，时间大约在西周。[④c]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蜀与周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所以巴人与蜀人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⑤c]常璩的记载可与《尚书·牧誓》互相参证：“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段话里没有提到巴人，后人有许多解释。有认为濮即巴的，有认为彭即巴的，有认为巴没有参加战争的。李学勤先生认为，“依据常璩的理解，《牧誓》的蜀应把巴人包括在内。”[⑥c]这里非常正确的。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到战国秦汉时才形成，如《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牧誓》里称蜀不称巴也是这一道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自己的亲族到巴地以加强统治：“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姻封于巴，爵之以子。”[⑦c]这样，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些中原地区的民族也开始定居到巴蜀来。《舆地纪胜》卷174记《涪州风俗形势》：“其俗有夏、巴、蛮、夷。”原注：“夏则中夏之人。”中夏之人即指中原民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蜀与中原的关系反而少见。《蜀志》云：“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书同轨。”也就是说，蜀当时被秦、巴所制，不能出来参加盟会。但巴与楚的关系相当密切：“周之仲世，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下秦、楚共灭庸，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①d]此时巴国实力大增，可以和楚国抗衡，战争中甚至有强于楚的趋势。但到周显王时，巴国变得衰弱，发生内乱时被迫向楚求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之以城，楚王救巴。”[②d]从此巴不得安宁，《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这一记载可看出，巴国的都城沿长江至嘉陵江方向，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不断迁徒，这可能是楚国不断进逼的结果。巴楚之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巴楚的交流。《巴志》云：“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巴地受楚之影响自然十分深远。
    于巴的许多地方被楚占领，而巴蜀接壤，蜀楚之间便也有了密切的联系。《蜀志》云：“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从这一记载可知，蜀国的开明氏到九世开明帝时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宗庙祭祀制度，兴起了礼乐。具体说，“酒曰醴”反映了开明帝时蜀人已用汉语。“醴”是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酒。《说文》：“醴，酒，一宿孰也。”凡酿酒，初味甜，渐至芬烈，故醴又为甜酒之通称[③d]《蜀王本纪》称古代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他们称酒为何音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与中原不同。蜀人从不晓文字到用汉语称酒为醴，这一变化的过程便是中原文化渗入蜀地的过程。“乐曰荆，人尚赤”则反映了楚文化时蜀的影响。因为楚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所以荆乐当是荆楚的地方性乐曲，否则就不会以荆名之，蜀人的音乐与荆相同，那一定是从楚国引来的。至于“尚赤”的习俗，因楚人居南方，五色尚赤，故蜀人尚赤也很可能是受楚之影响。为什么蜀楚之间关系那么深厚呢？原来开明氏本是荆楚之人。《水经注》卷33引来敏《本蜀论》：“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陕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陕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三星堆出土文物已证明这个“荆人王蜀”的传说是历史真实的反映。[④d]而新都木椁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楚的风格，或直接使用楚制楚器，如墓坑中填白膏泥，随葬品用楚的典型组合鼎、敦、壶，另加盘、匜以及楚的典型器盥缶、尊缶、楚式剑等。[⑤d]可以看出，楚对蜀的影响是极深的。
    秦在战国后期迅速强大起来，为了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占领巴蜀于秦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蜀便成为秦攻击的目标。“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记载了秦灭巴蜀的一些重要史实：
    “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6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秦惠王利用蜀王好色的弱点，首先用美女把蜀王麻痹。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这里渲染了秦灭蜀的必然性。据《史记·六国年表》，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37年。
    公元前316年，巴蜀之间发生矛盾，巴向秦求救：“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这样，秦出兵巴蜀的大好机会来了。《蜀志》云：“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同年十月，司马错等率兵占领了巴。
    秦灭巴蜀以后，在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一是以大量移民加强秦的影响。《蜀志》记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这些移民里有许多中原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如卓王孙、吕不韦即为代表人物。二是兴修水利，蜀守李冰在此期间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三是营建新的城市，这些城市“与咸阳同制”，自然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巴蜀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起来，如《华阳国志·蜀志》极夸蜀地繁华：“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常璩指出蜀地之繁荣：“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①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