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长期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它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民本思想也对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又起着十分巨大的阻碍和延缓作用。正是民本思想的这些反作用才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长的问题研究和发表了许多观点，如邓拓的“三位一体说”、范文澜的“人口压力说”、傅衣凌和徐旭生的“权力干预说”、刘旭的“非封建化和外族入侵说”、白钢的“所有制不稳定说”等等，分别从阶级、人口、政治、经济、国家周边关系等方面的特点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上述特征的形成和长期不能改变，其自身原因就有待于说明，欧洲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意大利半岛旧称“火药库”，是欧亚战争和欧非战争的必争要地，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外族入侵说”更难令人信服。所以，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延长必然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意识--禁锢中国古人思想达数千年之久的民本思想和圣贤崇拜心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反作用。故本文拟对此作一具体分析，以与学界同仁取得共识。
    一、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意识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意识，其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涵盖了以“仁”为本的儒家精神，而且涵盖了以“道”为宗的道家精神，还结合了“折民惟刑”的法家精神。其本质是农业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理性化，核心是对圣贤政治的追求。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经历上下五千年，是中国古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共同的政治追求。其于君，是为内圣外王之道；其于臣，是为重民固本之术；其于士，是为经世致用之学；其于民，则表现为圣贤崇拜。这种经久不息的全民族的共同追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和推动力，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走上了一条十分独特的发展道路，如奴隶制不明显、所有制不稳定或非封建化、生产力长期徘徊停滞、“三位一体”难分化、政治上高度集权、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和农民战争频繁、旧制度在反复震荡中不断复辟等。可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形成了民本思想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呢？概括地说，这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造成的。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农业文明过早地形成了统一的雏型国家。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降水量充足，沿江沿河冲击平原辽阔肥沃，动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因此，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在劳动中掌握了气候变化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开始了驯养动物和“播时百谷”的定居生活，从而为形成统一的雏型国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西部和北部多高山和沙漠，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交通阻塞，东临大海，无舟楫可通，南隔五岭山脉和云贵高原，而中部则为辽阔的平原和丘陵。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基本隔断了我国祖先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为华夏民族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易于实现这一广大地区的内部交往和兼并统一。《史记》记载：“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候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战炎帝，杀蚩尤，代神农氏而为黄帝。此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从而使中国之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由此可知，我国早在轩辕和神农之先，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雏型国家。
    （二）低下的生产力和淳朴的氏族遗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圣王贤佐。中国古人对圣贤的崇拜，是因为中国上古和中古社会确实产生过许多在生产上有所发明和贡献、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个人生活上吃苦耐劳的圣王贤佐和英雄典范，如传说中的女娲氏、燧人氏、有巢氏、夸父、后羿，史书记载的神农氏、轩辕氏、嫘祖、仓颉、歧伯、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皋陶、后稷、大禹、成汤、伊尹、武丁、傅说、文王、周公等。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夏王朝以前的上古社会，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多圣王贤佐和英雄典范呢？一是这一时期正处于生产力十分底下和文明发端的阶段，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谋求民族的安定统一，必然涌现出大量的创造发明家和进步的政治家。正如韩非所总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害……民食果葩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五蠢》）二是这一时期的氏族组织尚未完全瓦解，阶级尚未明显分化，氏族社会的淳朴风气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很大，各尽所能为氏族和民族谋求利益仍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如《史记》记载，尧以二女妻舜，舜贵为帝婿，而“居妫纳”，“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禹奉命治水，“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礼记·礼运》更盛赞当时社会之道德风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这种淳朴民风和社会道德影响下，必然产生许多劳动英雄和政治精英。三是当时的统一雏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约束为主的加盟式组织，无论氏族的首领或雏型国家的国君都必须“以德服人”，才能受到氏族成员和加盟者的拥护，武力征服还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如前述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大禹，皆因劳动功绩而王天下。黄帝亦赖“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然后得其志。”（《史记》）所以，老子总结说，由于圣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韩非则更直接地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遂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五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