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本思想“重本抑末”，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以食为天”的古谚是民本思想的重农思想最精辟的概括。中国文化起源于农业文化，工商业从来只居于农业的从属地位。西方文化则主要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某些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欧洲中世纪下半叶地中海沿岸的商贸业也远较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贸业发达。这是两种文明经济基础的根本区别。反映到思想意识上，就产生了重农、轻工、抑商与鼓励工商发展的意识和产业政策的巨大差异。民本思想的重农思想跟民本思想一样，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各家所论，如“食哉惟时！”“黎民饥沮，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舜典》），“君子所其无逸，其知稼穑之艰，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治人事天莫若啬（穑）”，“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传诸后世，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以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策略和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地主、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的“三位一体”也始终不能分化。尤其明朝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后，由于重农思想的影响，官僚制度的腐败，统治阶级对蛮夷及倭寇的惧怕心理，明朝统治阶级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后重新采取了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刚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快就消失在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了。以后由于明朝统治集团愈益腐败和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社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清王朝前期的统治者仅仅满足于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政治策略和产业政策则基本沿袭了以往的旧传统。所以，当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前，中国仍然沉睡在圣贤崇拜和农业帝国的古老梦境之中。
    （三）民本思想既催化了频繁的农民革命战争，又巩固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欧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较大的区别。从经济上说，就是奴隶制不典型和土地私有制不彻底，或曰土地王有制、非封建化，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政治上是单纯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未产生过欧洲社会的民主政体和政教合一的制度，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自身区别来看，前者为分封制，经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后者为郡县制，经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这种区别又是相对的，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实际上也是以王权的取得和经王权的授予为基础的。所谓“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益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土地王有和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是四千年不变，郡县制只不过比分封制权力更集中些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什么能保持四千年不变，以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大大延长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本思想的反作用。从起源上说，民本思想乃是民生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矛盾结合。但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又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历代相传的统治思想，其实质在于维护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民本思想披上了“重民”、“施仁政”的民生主义外衣，适应了人民百姓圣贤崇拜的心理，所以，王权至上的君主专制主义同时也被中国古代人民默许接受了。此外，民本思想在肯定民生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王权为一家一姓所永保，成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如“有夏多罪，天命殛子”（《尚书·汤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附厥命。”（《尚书·召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孟子·梁惠王下》），“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大学》），这些言论及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合理性。因此，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又养成了一种顺来顺受、逆来逆反的心理。每当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腐败，人民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高举起“均贫富”和“潜天行道”的起义大旗，为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进行战争。然而，中国古代人民从心理上拒斥的终究只是那些昏君、奸臣、贪官、酷吏，所向往的也仅仅是那种在圣君、贤臣、清官、廉吏治理下的“太平盛世”。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不可能提出变革传统体制的要求。农民革命战争的领袖和将领们，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引导，自身还受到至上权力的引诱，也根本不能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自觉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都只是满足于在土地和赋税政策方面作一些小改小革，对农民适当作些让步，使饱受剥削压迫和久经战乱之苦的人民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社会生产暂时得到恢复，就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帝王将相之乐了。某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们，甚至在革命尚未成功、大敌仍然当前的时候，就自以为民心所向、天命所归，飘飘然称孤道寡、筑宫纳妃、或者互相争权夺利火并起来，最后导致失败，让旧的地主势力重新掌握了政权。因此，在民本思想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不仅农民战争频仍，而且这些农民战争又一次次地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就陷入了腐败、革命、复辟、再腐败、再革命、再复辟的历史怪圈之中。旧体制在这种震荡中反而得到了巩固，中国封建社会也随之大大地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