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部的倡导要求下，继直隶、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奉天之后，山东、山西、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陆续按学部规定的期限，于1909年至1910年设立了省会图书馆，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近代图书馆网络。此项事业能够在各地迅速兴起，除张之洞、端方等重臣疆吏的积极推动，学部作为主管部门努力倡导督促，当是主要原因。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设山东图书馆，理由是“迭奉学部颁定学务官制权限暨教育会章程，皆以设图书馆为要务”，收藏标准也取自学部，“首储四部之善本，兼收列国之宝书，将以通新旧之机缄”（注：《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3页。）。在未增加经费的情况下， 各级学务机构从有限的教育行政经费中拨款兴建图书馆，也算难能可贵。
    统观图书馆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兴建图书馆至少有三重意义。其一，将各种濒临流失损毁的古代珍贵文献资料收集起来，妥善保管，使祖国丰富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学部本意欲借保存国粹以振纲纪，客观影响则不仅贻惠千古，而且有益全球。晚清社会迭经大乱，民生凋敝，民间私藏大半散失，加上西学流行，“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于是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以去”（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1909年9月18 日，《学部官报》第100 期。）。1907年皕宋楼藏书为日本人席卷而去，令举国震动，时人惊呼“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注：董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跋识》，《国粹学报》第4年第8期，1907年 7月。 ）。 学部开始对此并不自觉，1906年春，张元济曾力劝荣庆拨款购入皕宋楼书，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言不见用。（注：张元济来函二，见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521页。 ）后以举办京师图书馆，情况有所改善。江苏常熟瞿氏藏书经缪荃荪多次洽商未能谈妥，学部多次电催端方择其中孤本或抄本，觅人精抄送京师图书馆储存，不少为宋元明珍版（注：《学部为送瞿氏书籍抄本五十种咨京师图书馆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40 页。）。据1913年1月30日京师图书馆造送的书目册，自建馆至辛亥， 两年间该馆收藏书籍达151475卷、52336册，其中善本书28412卷、10822 册；另有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共8662卷（注：《京师图书馆造送书籍数目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201～202页。）。各省图书馆藏书亦有一定数量。鉴于此后30多年中国一直战乱频仍，学部为保护古籍所做的奠基工作，意义更为重大。
    其二，近代图书馆网络的建立和新型流通管理形式的实行，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促使教育与文化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对近代文化的普及传播发挥重要影响，对社会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图书馆为新式教育的重要辅助，“良以学堂教授既有专门，而参考之书，则必藉公家之力，广为储藏，以遗饷于学者”（注：《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所以学部制定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虽然所藏图书分为保存和观览两类，但不仅中外官私通行图书皆为观览类，任人领取翻阅，即使保存类的内府秘芨、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抄之本，除定时备券“以便学人展视”外，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还要由图书馆影写、刊印、抄录，编入观览类，供人随意浏览，以广流传。（注：《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学部官报》第113期，1910年3月11日。）
    其三，将海外各国图书和私家著述、报刊列入藏书范围，供人借阅，促进了西学的广泛传播。海外各国图书凡关系政治学艺者，均随时搜采，渐期完备。有的广泛收集译本，甚至专人赴日本等国采购。虽有政治方面的限制，所谓宗旨学说偏驳不纯者不得采入，但毕竟为殷殷向学的寒士提供了大量参考，使之开阔眼界。
    二、保护文物古迹
    依据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的规定，保护古物古迹为民政部的职责范围。该部也曾上保存古物推广办法折并详订章程，要求各地督抚饬属详查境内古迹咨部存案备核（注：《库伦办事大臣咨学部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页。）。 学部插手文物保护，则别有潜因。清末民初盗卖古物之风兴起，与外人掠夺关系甚巨。从19世纪90年代起，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日益为举世关注。30年间，俄、英、德、法、瑞典、美国人士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也使许多国际古董商觊觎中国的民间私藏和地下宝藏（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8页。）。面对文物的大量流失，中外有识之士呼吁保存保护（注：《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5期，1915年11月。），以免国粹沦丧。 学部聚集了一批金石器物学人才，更加当仁不让。
    从保护古代文化、丰富图书馆藏的动机和角度出发，学部在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单的1909年应办事项下，开列有开办京师图书馆并附古物保存会。1910年通知各省“饬将所有古迹切实调查，并妥拟保存之法，详细覆部以备存案”，并将碑碣、石幢、石磬、石刻古画、摩崖字迹等项“先行搜求，速为报部”（注：《通饬查报保存古迹》，《大公报》1910年12月17日。）。多次咨催下，库伦办事大臣将柴达木的一座唐开元年御制阙特勤古碑拓印成片咨送学部（注：《库伦办事大臣咨学部文》1910年，《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36页。）。 而民政部也不得不与学部协调合作（注：汪荣宝来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