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带指出，在这三段历史中，各有一次大规模民族外迁和征服活动。第一次是北匈奴的西迁，其结果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第二次是突厥人的西迁，结果导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第三次是蒙古人的西征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这些，和中国境内民族关系的分合更新一样，都是有规律的。
    第五，在这三段历史中，各有两次至三次社会改革。如第一阶段中有商鞅变法、汉武帝改革、王莽改制；第二阶段中有魏孝文帝改革、杨炎两税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第三阶段中有张居正的改革、戊戌变法，加上明初土地与户口改革，也是三次。应该说，这也是有规律的现象。而且，有些改革是非常相似的，如杨炎的改革和张居正的改革就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第六，在这三段历史中，各有一次宦官专权和一至二次党争，而且都发生在每个阶段的后期。东汉一次，唐后期一次，明末一次；宋代有党争，清末也有党争。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吗？
    第七，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我们过去按长期停滞论的模式，对这个问题怎么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农民起义的结果总是改朝换代呢？但如果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分为三个阶段，问题就非常清楚了。这三个阶段的农民起义不仅有其重复性，而且对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总是和民族斗争相交错，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这也是一种规律。
    第八，这一规律还适用于其他方面，如封建政府对工商业的操纵和控制，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从强到弱的过程，或者说是从直接控制到间接控制的发展过程。而由于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商业资本的发展遂出现了畸形，一头流入政府财政，另一头转移到土地买卖和高利贷资本。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又大多是地主，一身而二任。再如奴隶制，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所以，无论把那一阶段独立出来，定为什么发达奴隶制社会，都是不合适的。
    第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玄学、理学和实学。一些人注意到先秦时期的世界性思想文化的大发展，但很少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周流循环。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
    中国从不排斥外来文化，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播自古及今共有三次，即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近代西方文化。
    第十，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周期性的历史变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赋役制度、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地区经济和民族经济、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等等、等等。这些变化，用长期停滞论、长期延续论、缓慢发展论，都是不得其解的。只有抓住周期性变化这个环节，一切疑团方可迎刃而解。
    当然，中国历史发展是连续性的，其间从未中断过，但这种连续性是以各个历史阶段的首尾衔接性呈现出来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就是各个历史阶段的衔接性。从总的方面来看是这样，每个历史阶段也是段落分明的。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三个历史周期中，都有二至三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将每一周期分为几个段落。所以，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是一部周期变化、段落分明的历史。每个历史周期中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标志着那个历史周期由盛而衰的历史。有人说要用阶级观点，那么就请按这种周期性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变化运用阶级观点吧！有人说要用历史主义，那么就请打破长期停滞论，按照这种周期性的历史变化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吧！
    我将中国历史的这种辩证法的发展定名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循环论。有些人感到莫名其妙。在他们看来，这种提法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不想就循环论作空头理论之争，如果有人要驳斥我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循环论，就请拿出确凿无误的事实来吧！
    三
    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洪荒时代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到人类从依赖自然界而生存转到能把自己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为止。这个时代长达数百万年，有时我也以从洪荒到文明称之。我不用原始社会或从野蛮到文明之类的说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说原始社会仅指氏族社会，而从野蛮到文明则指从氏族制解体到古代社会的过渡阶段。我也不用蒙昧、野蛮之类的说法，因为蒙昧所指乃氏族从产生到衰亡的过程。当然，我说的洪荒时代仍可分期，但应依据考古人类学来划分，可称为：人猿时期，能人时期，直立人或猿人时期，智人时期。人猿指手足分离，能独立行走，用手从事劳动但还不会制造工具的猿。人类的原始祖先就是这种猿类，故名曰人猿。它们已从其他猿类中分离开来，确定不移地朝着人类的方向发展了。能人是考古人类学的名称，所指乃学会制造工具从事劳动，但仍过着猿类社会生活的原始人。所谓猿类社会生活，主要指无伦序的婚配关系。直立人又名猿人，他们不仅能制造工具从事劳动，而且学会了用火，在社会生活中也排除了群体内部母子之间的交配关系。智人时期又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后一阶段为中石器或曙石器时代（在我国可能为细石器）。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才是氏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