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起源的？或者说中国上古文化的具体面貌如何？这是史学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与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原来一些若明若暗的问题已初步解决，尽管这些材料仍然是有限的，不过，不少文化遗容的揭示，已可以使我们从远古传说中得到的神秘、渺茫而朦胧的认识，变得愈益清晰、形象、生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可以对中国的上古文明进行新的估价。
    然而，当我们综合审视有关上古文明的材料时，不得不注意起五、六十年前傅斯年（孟真）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几个假说，这便是他的夷夏东西说、史前文明多元说、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傅斯年的假说问世之初，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赞誉。可是后来，他的假说似乎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几十年来，考古学在发展，历史学在前进，尤其最近十几年，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了学术界注目的问题，许多论著相继问世。通过研究，我们已经可以回过头来反观傅斯年先生当年的假说。
    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比较有名。《夷夏东西说》写作于1931年，刊于1933年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这也是傅斯年先生古史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中国自东汉以来，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治，常常表现为南北两方之分或争斗。然而这个现象却不能倒安在上古时期，“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关于夷与夏的具体区域，傅斯年认为夏包括山西省汾水流域、河南省西部中部之伊洛嵩高一带地方，东不过平汉线，西则有渭水下游，大致在中原地区。在此范围内全部或一部即可称夏、诸夏、华夏等，夏为该区域中文明程度较高而且势力极盛之国，为四方所共仰。夏为实际上西方的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与夏同时，东方则为夷人，“夷”包括若干族类，其活动地区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在商与西周以前或同时，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部族皆为夷人。东南方分布的夷族与西方分布的诸夏恰成对峙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之史正是在夷、夏的斗争与混合中发展的。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如徐旭生先生根据传说资料在豫西对夏文化的调查，王献唐先生对山东古国史的研究，都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加以赞誉。[①]几十年过去了，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研究的深入，傅斯年的假说似有得到进一步证实的趋势。例如，邹衡先生在为王迅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②]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当前考古学界已公认东方特别是山东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属于东夷系统的文化，在考古学上印证了‘夷夏东西说’。”
    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夷夏东西说”。在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的某些与国的地望在东方地区，如关于斟灌的地望有寿光说、淳于说和观县说，三地均属东方地区。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夏文化应该分布于东方地区。杨向奎先生即持此论。1983年，杨先生发表《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③]，他称自己五十年前曾有这种看法，见于其所著《夏代地理小记》、《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著述中。几十年过去了，杨先生“始终坚信旧说”，认为：“夏禹之迹遍及全国，古代中国都属禹域，我们不能据之以定夏初政治中心之所在。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杨先生深信“他日考古发掘必将有以证实”自己的看法。另外，还有人提出了“夏为东夷”的说法[④]。
    不过，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在东方地区尚未有夏文化的踪迹被发现。诚如前述王迅之书所言：由于以豫西和晋东南地区为重点的夏文化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已经可以将东方地区年代相当于夏代的文化与中原地区同一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考虑。假如岳石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或斗鸡台文化是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就都不是夏文化。中原地区也就没有夏文化，未曾有过夏族活动，这与史籍的记载显然不符，因为文献中夏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记载是很多的。如果东方地区曾有夏文化存在，这种文化就应该为二里岗下层期商文化所取代，但山东地区至今未见二里岗下层期商文化遗存。[⑤]笔者认为，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在东方再现夏文化遗存的可能，但现有的考古材料却很难说明山东地区夏代的文化是夏文化；同时，夏为东夷的说法也还有待于更为充分的论证。
    诚然，杨向奎先生所言夏、商的政治中心并非一成不变是对的，尤其是夏、商两个王朝的前期，“不常厥邑”表现得十分明显。前期政治中心的变动，必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部族的族众不至过于庞大，否则，经常的迁移就不可能。另一方面，早期部族对周围其他部落的统治，一般都带有明显的军事征服性质，随着各部族力量的消长，以及部落联盟的分合变化，某个区域中居统治地位的部族也会发生更迭，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就会被迫移居到另外的地区。当然，那时部族迁徙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由彼此之间的争斗引发的迁移一定不少。夏、商早期的迁移，其具体原因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也不可排除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流亡性质。只是夏、商与其他部族不同，他们在迁徙之后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以至于一直未失其当时全国最大政治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