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越是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强，因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就越明显。夏、商两族也是这样，他们开始时人数不多，在被迫迁徙到新的地域之后，就不能不适应当地的固有文明，同时他们也不致完全抛弃自身的原来文明。夏、商时期的自然面貌与现在差异极大，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明显。另一方面，夏、商两个王朝都历时几百年，且不说他们迁移后要适应当地新的文明。动态地看，他们本身的文化也会有变化发展。因此，早期的中国文明既表现了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同时又由于频繁的部族迁移使诸多的文化因素相互沟通。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大致就是如此，他一方面注意到各族文化间地域、时代与族别的区分，一方面又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张光直先生是服膺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⑥]1976年，他发表《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⑦]，他“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结论也同傅斯年此说相近”[⑧]。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除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外，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也是风靡已久的名文，王国维先生倡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⑨]可是，由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周代的各种制度很多与殷代制度基本相近，或者说周代的不少制度当滥觞于商代。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对商周之间一些文化要素之间联系的研究，认为商周两代存在剧烈变革的见解“和古人所说不能相合”[⑩]，“如孔子便论及商周礼制的因袭关系，以为其间不过是部分的损益”（11）。《李学勤集》（12）一书中收录了《商周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等文章，就是李先生对有关问题的一些探讨。
    王国维先生是较早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的人，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当时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否则王先生不会如此过分强调殷周两代文化的不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强调了古代地理与古代历史之间的联系，强调了文化的区域性差异，而且在强调这种差异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两系统因对峙而引发的争斗与混合。张光直先生有《中国青铜时代》两集（13），他自称其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在其中的一些文章里，他谈到了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总体看法，他说：“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横的关系，才是了解三代关系与三代发展的关键。”（14）李学勤先生认为：“张先生的这个看法，既考虑了三代直的关系，又照顾到三代横的关系。他所讲夏、商、周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吸收了《夷夏东西说》的一些要点，而夏、商、周在文化上一系，则与《殷周制度论》以来的成说不同。”（15）
    实际上，我们应当承认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还有待古史学界的完善，值得欣慰的是，这个学说在具体内容方面已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的演进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东西之分在考古学文化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东、西两系内的情形也有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例如，王迅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东方地区考古工作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东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对江淮地区的考古材料作了重点分析，第一次在考古学上将东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遗址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明确提出了淮夷文化问题，论证了东夷、淮夷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从而把夷人文化的研究又提升到另一个新的台阶”（16）。郭沫若曾将东周时期的铜器分为南、北二系，而且二系之色彩泾渭分明，“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王迅的研究认为，中国上古文化的夷、夏东西两系统都有明确的南北之别，而这“正是东周铜器分南、北两系的重要原因和基础”（17）。
    与夷夏东西说相比，傅斯年的史前文明多元说及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应当说已经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证实。
    史前文明多元说是在《〈城子崖〉序》中提出的，这种提法首先由傅斯年明确提出来，不能不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傅斯年说：“中国的史前文化原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傅斯年所说的这种“固有文化”首先发现于1928年，地点在山东章丘的龙山镇，1930年、1931年先后两次发掘，1934年正式出版了发掘报告《城子崖》。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典型龙山文化（亦称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当时，为与仰韶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相区别，便把城子崖这种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命名为“黑陶文化”。尽管当时人们对黑陶文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然而，城子崖所展示出的这一崭新的原始文化风貌，已启示傅斯年等人认定这是当地固有的一支文化。此后，山东的考古文化遗址陆续被大批发现、揭示，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不仅证实了傅斯年当年的推论，而且已经建立起了距今8000-3900年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完整谱系。（18）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地区的考古又有了重大发现。1981年9月至10月，在沂源县土门乡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沂源人”的生活时代大体与二十年代末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相当。（19）另外，在大体与“沂源人”年代相近的文化遗址在鲁东南地区还有发现。这使得山东地区已发现人类活动的遗迹的年代大大被提前，因为此前发现的较早文化遗存属于7-8万年前和2-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八十年代的中期，“在沂河源头到中游地区，南北长170多公里、东西宽几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就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细石器地点，充分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来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20），有的学者推测：“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完全有可能建立‘沂沭旧石器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并通过‘沂沭细石器文化’这个关键环节，同北辛文化早期形态衔接起来，……这样，就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尽管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国度，但在一个小区内，可望把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机地连起来，从而形成中国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的，还只有鲁南地区。”（21）通过对这一地区文化内涵的分析，学者们明确提出海岱历史文化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