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到唐兰先生很有影响的看法，这就是他在七十年代有感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惊人发现，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少昊文化“是奴隶社会初期的文化”，“中国已有了六千年的文明史”。（34）当然，唐兰先生的观点还不能被普遍接受，但他主张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年代应当提前，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商族本来是起于东方的，《诗·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茫茫）。”《史记·殷本纪》也说商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洗浴时，“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商人把自己的祖先与鸟相联系，正是因为他们本是夷方的一支，因为以鸟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乃是东夷人的特点。《殷本纪》又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还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从契至汤，传十四世，在时代上大约与夏王朝相始终。现在，学术研究的进展，已很少有人怀疑我国古代文献关于夏代记载的可靠性，夏朝的存在已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意张光直先生“商政治集团在夏朝的整个统治中可能与之并存”（35）的看法。商人祖先既出自夷，那么，东方灿烂的原始文化便也是其早期发展的广阔背景，而商朝取代夏政之前又已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如此，先商文明之高级而又长久便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限制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探索。可喜的是，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都已发展成相当成熟的学科，由于这些学科的互相沟通，给学术界以深刻的启示，人们肯定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发现它有难免造成古史空白的缺陷。于是，走在学术前沿的历史学家提出必须走出疑古时代，并对中国上古文明重新进行估价。挣脱了旧有束缚，便可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诸多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如果说傅斯年先生当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尚属假说，那么，经过学术界几十年的努力，今天这些假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证实、完善和发展，并被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奉为定说。
    注释：
    ①徐旭生先生的有关说法见其《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王献唐先生的看法见其《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等著述中。
    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③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④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辑。
    ⑤（17）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第85页，第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13）张光直先生有《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和该书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其中所收论文如《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等，都可明显看到这一点。
    ⑦该文原载于《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后收入《中国青铜时代》。
    ⑧（23）张利庠：《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⑨《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
    ⑩（11）（32）（33）《李学勤集·自序》第1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1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中国青铜时代》第28页，三联书店，1983年。
    （15）（24）（26）（2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64页，第23页，《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邹衡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