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是就山东考古的新发现立说的。除此之外，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如遍布南北各地的猿人遗迹、旧石器时代的众多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都充分证实了史前文明的多元性质。所以，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文化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严文明先生1987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论述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同傅斯年四、五十年以前的史前文明多元说何其相似！”（23）
    李学勤先生在论及近些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特点时，认为“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他说：“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24）李先生还对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25）一文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邵文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象所能杜撰。邵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地区以外，中国境内还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其文化面貌同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傅斯年强调史前文明的多元性，而同时也强调这些文明在多元基础上的混合，这与他的夷夏东西对峙、混合论是一致的。傅斯年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中国民族自古及今经常与外族并合成一体，中国境内存在多个种族，但一直处在混合的过程之中，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并不受到影响。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曾说“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他“一直主张古代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文化间存在着双向的传播影响。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到很遥远的地区，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源于边远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26）如近几年发掘的四川地区的蜀文化，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出土品已以其特异而精美蜚声世界。这些器物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说明“当时的蜀文化有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影响”。（27）
    从这种角度看，傅斯年先生的观点不独体现着他热爱中华民族的崇高情操，也表现了他于历史学上的真知灼见和求实精神。
    傅斯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另一个假说是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这一假说见于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他在该书的中卷第三章论述说：殷商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文化背景”，“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自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变。”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曾受到著名哲学史家赵纪彬的高度赞扬，他称此书“穷究人之源，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慨”。（28）其中，上述先商文明高级、长久论也是其“精义”之一。
    关于先商文明，无论从事专门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倾力注意者已有不少。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商文明的起源，在许多人看来是个问题，其中既包括那些治古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也包括那些被商代艺术或商代文明的其他方面所深深吸引的人。”（29）事实确实如此，笔者去年底参加山东省孔子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时，就听到一位并不专门从事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的先生的议论，他也是以商代甲骨文的成熟文字形态为例证，认为我们对先商文明的估价有些偏低。傅斯年先生当年是从殷墟的部分发现中得到了启示。后来，商代文化的考古发现愈来愈丰富，更多的甲骨文字、青铜器物等考古材料被发现、被研究，人们对商代文明之灿烂看得更加清楚。更何况，五十年代末以来，考古学界不仅发现了二里头的夏文化，而且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得到确认，据测定，其时代的上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30），中原古文化的年代大大提前。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历史上存在夏王朝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而从二十年代起，这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那只是个神话或传说时代，以致于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成了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也说，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应定在由青铜器、宫殿基址和原始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前期。（31）对此，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是：“在考古学上，以那些遗物和现象来作为文明的可靠标志，本来是有待探讨的，但贝冢氏所列举的青铜器、宫殿基址（或城市）、文字三者，都确实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从最近的发现看，这些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32）李学勤先生曾就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进行论述，并把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起源进行比较，从而进行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因为研究文明要素正是探讨古代文明形成问题的切实途径。李先生“一直主张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一般承认的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曾推测“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区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地古老，一样地悠久”。（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