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认真对待历史，研究历史。他驰骋古今，放眼寰宇，略远详近，笔记中外。既注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又写了帝王将相，士农工商，以及刺客、游侠、龟策、日者等纪传。在一定程度上说，《史记》展开了我国古代，尤其是战国和秦汉时期历史的广阔画面，反映了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情况。
    作为一部历史书，它必须反映历史的真实。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为了维护他们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往往伪造历史，掩饰现实，并有一套唯我实用的谬论。对于这种伪历史学，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还是否定它，面对历史，揭示真象？这是衡量史笔优劣的首要问题。
    司马迁生活在二千年前封建专制主义的汉皇朝，处在不少阿顺苟合的官僚和曲学阿世的儒者群中，不阿世，不随俗，不跟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指挥棒转，而是以其卓越的见识，敏锐的眼光，了解历史的变化，记述人类的历史。《史记》中《陈涉世家》这篇著名的文章，是司马迁对历史“实录”的代表作品。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记录了陈涉起义的史实。比较详细地写了陈涉其人，起初佣耕，胸有大志；同吴广等揭竿起义，提出“天下苦秦久矣”的控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打起“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于是天下云集景从，群众推陈涉为王；在陈王的领导和影响下，起义军横扫暴秦统治；由于陈涉忘本，众离亲散，加之严刑苛法，以致失败；但在陈涉起义的影响下，终于推翻了秦皇朝。他在《自序》表白自己写《陈涉世家》之旨，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又在《陈涉世家》篇末说：“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这就肯定了陈涉推翻暴秦的首先发难之功；同时也在实际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在司马迁之前，秦汉之际，批判暴秦大有人在，很多政治家的言谈论著中，有大量反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数陆贾《新语》和贾谊《过秦论》。《过秦论》批判了秦朝政治的得失，提到了秦朝的灭亡，但是它不仅没有肯定陈涉起义的历史业绩，反而有轻视人民革命之意。《新语》是总结秦亡汉兴之书，也没有给陈涉起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公允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偏见和学术观点上的浅识。由此可见，司马迁给陈涉起义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和相当突出的评价，乃是庸俗世局中的非凡之鸣，历史学界的空前之举。尤可使人注意的是，在司马迁之后，褚少孙补《史记》，因《过秦论》里面有“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等话，便牵引来置于《陈涉世家》篇后②；班固写《汉书·陈胜传》，除了照抄《陈涉世家》原文之外，在表白写作之旨时说了“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③的话；唐代刘知几说：“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④他们在对待陈涉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不仅没有在司马迁的基点上再前进一步，反而从那个高度上降落下来，甚至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这就更加证明司马迁的思想水平和“实录”精神是不同凡响的。
    司马迁写封建统治者，包括封建皇帝，都不是盲目肯定，一味推崇。而往往是根据史实记述了他们胡作非为和罪行，予以批判。对他们“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反映。他对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也记下了刘邦忌刻功臣、不拘小节等事⑤。他对吕后，没啥好感。然能既说“诛大臣多吕后力”，又讲吕后执政，“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⑥，把她和社会上有些事区分开。他对汉文帝有所谓“德至盛也”⑦的赞语；但也记下了当时人所说“赏太轻，罚太重”⑧的话，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的歌谣⑨。他对汉武帝的所谓文治武功，既记载其客观上成功的一面；又记载了它实际上失败的一面。他“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⑩。他写汉武帝雄心勃勃，好事兴作，但是匈奴并没有因其用武而向他屈服，“盗贼”并没有因其严刑峻法而销形匿迹，神仙并没有因其祈求而出世现生来给他一点真正安慰，财富并没有因其“与民争利”而达到国富民足。但这并不是“谤书”而是实录。
    对于秦、汉封建统治的施政执策，当时的官僚政客和文人学者是有所指摘和建议的。李斯的《狱中上书》，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徙民塞边论和议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法，东方朔的诙谐语，以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贾山的《至言》，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封建统治者在探究历史经验教训时，也在逐步地变换一些适时的政策，玩弄一些新的统治手法。这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它并没有控制住司马迁的灵魂。司马迁写秦汉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广阔地展开了画面，暴露了阶级对抗的矛盾，点明了“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绘画主题。这是当时“史家之绝唱”（11）。远远超越于秦及汉初的文人学者，而使后继的《汉书》作者班固、《汉纪》作者荀悦所望尘莫及。
    由于作者思想认识深浅不同，表达能力高下不一，“实录”就有程度上的差别。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或事物，有较全面较本质的了解。他对李斯这一历史人物的看法，同“俗议”不一样，“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死”，而他却以为：“斯知六{K10601.jpg}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12）”他这个不同的结论，是“察其本”，即考察了李斯在秦朝活动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他记汉初削藩史实，一是抓住诸侯王之“僭”（13），一是揭出汉皇朝“夺之权”（14），再是指明了“强本干、弱枝叶之势”（15）。这样，他对历史的“实录”才有深度。
    历来的学者提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往往举他写酷吏和汉儒为例。司马迁的确真实地记录了汉初十个酷吏诛豪强，“督盗贼”，“皆以酷烈为声”（16）的事实，揭露了汉儒奔竞利禄，曲学阿世，“面谀以得亲贵”（17）的本质。但是，司马迁怎么能对酷吏和汉儒有较为深刻地认识和描写的呢？这就在于，他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18）的发展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秦汉以来变化复杂的历史原因，才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因而能笔触到他们的本质。他在《酷吏列传》《平准书》等篇章里写道：汉朝初年，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酷吏很少。自武帝时起，不断用兵，阶级矛盾开始加深，统治阶级内部倾轧不已，剥削阶级奢侈腐化，汉皇朝耗费钜大，“财赂衰耗而不赡”，“百姓不安其生”。“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这样，就把酷吏增多和重用的原因，是在于社会矛盾加剧，汉皇朝妄图用严刑酷法的高压手段来解脱困境的道理点了出来。他在《儒林列传》、《叔孙通列传》、《平津侯列传》等篇章里记述：秦朝不重儒术，致使儒生参加了陈涉起义。刘邦称帝后，“患”群臣不明礼，大伤脑筋。儒者叔孙通坦率地向刘邦提出了“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主动要求为汉朝制礼。刘邦按其“仪”朝会诸侯群臣，“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诸侯群臣“无敢讙{K10602.jpg}失礼者”。刘邦兴高采烈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封建专制而表面宣扬“仁义”。不是因为天下安宁，想使百姓康乐，而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搞假象欺骗人。可见，司马迁实际上观察到汉初社会矛盾逐渐增多而复杂，难以解决，认清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9）的历史变化之理，洞察到汉武帝用严刑峻法，缘饰儒术的手法进行统治；这样，酷吏和汉儒的应运而生，叔孙通、公孙弘、张汤等成为风云人物，才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的实录内容。
    因此，司马迁才能被人认为是“忠勤于事实”（20）。历史文章，只有写得实实在在，反映史实，才能称得上“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