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写历史，既要求作者尊重客观事实，又希望作者态度明朗。
    司马迁的史笔，正是尊重史实，立意明确的。不明不白的历史文章，必然把清清楚楚的历史搞成一笔糊涂帐。司马迁著述的明朗态度表现在，他对历史，提的问题明白，分析的明白，态度明朗。《史记》一百三十篇，每篇都有个中心问题。作者在《自序》里把写作每篇文章的旨意作了交待，又分别在每篇文章中详为阐述，使读者一看便知分晓。
    说司马迁把历史问题提的明白，分析的明白，就在于他透过现象，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揭露了问题的本质。例如，司马迁写孟轲“道既通”，游齐，适梁，不为所用，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是为什么？他指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21）这是从战国时代的政治形势和特点方面着眼，指出了孟轲与时代不合拍的问题本质。司马迁写信陵君，态度很热情，文笔也很生动，而提问题比较实在。他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22）所谓“天”，实质是指当时的历史趋势。这段话的意思是，信陵君不可能挽救魏国灭亡的命运，英雄抗拒不了秦统一的历史趋势（23）。
    写历史文章，作者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就事论事态度，必然带有鲜明的观点，即赞成和歌颂什么，反对和批判什么，这是不能回避、含糊其词的。司马迁写历史，不是含含糊糊，不加可否，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虽然由于他自己所处环境的缘故，发论不得不婉转一点。《史记·匈奴列传》末写道：“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讇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就是比较隐约含蓄地批评汉武时代君臣将相制定打击匈奴的政策存在问题，所以“建功不深”，天下不“宁”；将相既不胜任，人主用人也颇不当。
    所谓明朗的态度，就是有倾向性。就是在历史面前，分清是非，还要爱憎分明。这样，分析历史问题才能有一定的深度，才能表达出作者对历史的热情。司马迁对刺客、游侠，对酷吏、汉儒，对一切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不是客观主义，更非无动于衷，而是有其强烈的主观意图、鲜明的政治态度的。特别是，他对时政的记述，也是态度明朗，倾向性鲜明的。他批评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求神、奢侈浪费，是腐化和愚妄行为（24）；他指责官营盐铁是与民争利，以致怨声载道（25）；他厌恶严刑峻法、任用酷吏，镇压人民，写出高压之下，“盗贼寝多”；他点明对匈奴战争“建功不深”，损失惨重，人民遭殃，得不偿失（26）；他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不任法、兴王道，而是在专制身上披件儒术外衣（27）。这是司马迁同那些曲学阿世的儒者态度绝然不同之处。所以有人指出：“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28）但是，司马迁并不否定一切时政。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利事业的兴办，各民族间的来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津津乐道，笔下是有感情的。
    鲜明的态度，由来于明确的观点。而观点必须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和社会实践做基础。没有丰富材料和社会实践，观点就空洞，就没有说服力，甚至可能是穿凿附会，或是捏造之词。司马迁的历史文章，使人感到态度明朗，主要就在于他把明确的观点和丰富的历史材料以及亲身的阅历结合起来，有血有肉。司马迁认为迷信鬼神是愚妄行为，在《封禅书》文章末尾写道：“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徧于五岳、四读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路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遏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接着，还有这么几句“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他就是以丰富的材料和亲身的阅历，来证明和反对汉武帝迷信鬼神的愚妄行为的。所以，有人指出：“《封禅》一书，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当时求仙之诈。”（29）司马迁以为天下人人都要求利，为政者最好是因势利导，不要与其相争，即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0）他抓住兴利、烦费两条，抓住汉武帝为耗费不择手段地搜刮百姓的特点，引证了许多材料，说明汉武帝因奢侈浪费、大事兴作、用兵征伐，以致国库空虚，便卖官鬻爵，用兴利之臣，任用酷吏，严刑峻法，强制地搞官营盐铁、制造货币、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事，与民争利，大事搜刮，弄得天下不堪其扰，百姓烦苦，商贾中家以上大都破产，犯法者众，甚至统治者内部矛盾也加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搞什么尊儒术，用儒者，装点门面，“然无益于俗，稍鹜于功利矣”；兴利之臣，残酷之吏，虽然得到君主欢心，但是酷吏张汤死去，“而民不思”；桑弘羊等虽然兴致勃勃地为汉武帝搞兴利之事，而卜式则指责其事，提出反对意见；“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31）甚至要求“烹弘羊”。作者正是以明确的观点，丰富的材料，一针见血的断语，来表明自己反对汉武帝与民争利的意见的。
    顾炎武所谓“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32），就是说司马迁在记述历史事实之中寓有自己的观点。更确切地说，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是于记述中有鲜明的态度； 而鲜明的态度，是由于明朗的观点和丰富的材料，以及其亲身的经历等等所决定的。正因为这样，人们读了他那有血有肉的历史文章，就不难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也一定能领略到作者是个什么“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