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其二，司马迁能抓住历史人物的个性特色，着重写历史人物的思想本质，使历史人物在读者面前显示个性。他写李斯，全篇突出这个历史人物患得患失的性格。开头写：“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K10603.jpg}，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开宗明义，通过李斯见鼠感慨，就把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点了出来。接着，记述李斯为了追求名利要西入秦而向荀卿告辞，继之，记述李斯当了丞相，其子女皆尊贵，百官都捧场，权势显赫之时，患失的思想顾虑。往后，记述李斯在赵高来勾结搞阴谋时，李斯由于患得患失，感到左右为难，被赵高抓住弱点而牵着鼻子走，参预了赵高的阴谋活动。又后，记述天下已乱，二世指责李斯时，写道：“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于是上了《谏督责书》，促使二世更加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再后，记述赵高权势日甚，李斯地位动摇下落，赵李矛盾尖锐起来时，李斯不甘心，乃“上书言赵高短”，反而被赵高关进狱中。李斯“居囹圄中，仰天而叹”，从狱中上书，希望二世“察之”。最后，记述李斯被杀时情形：“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是通过李斯临死时的得而俱失的心理，而总结其自私的一生。这样，司马迁自然就把自己不同意“斯极忠而被五刑死”的观点，以及李斯是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43）”之徒以致丧身的看法，无可辩驳地摆了出来。象这样写历史人物的手法，如写伯夷，以怨为论；写商鞅，以法为骨；写白起、王翦，以用兵为主线；写张良、陈平，以智谋为特点；写循吏，以遵法为主；写酷吏，以酷烈为声；写刺客，称赞“士为知己者死”；写游侠，肯定“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写信陵君，突出“能以富贵下贫贱”的优点；写佞幸，揭露“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之“所长”，等等，在《史记》中是至为明显的。
    司马迁不仅叙述文字生动，议论文字写的也颇飞跃，起落有致。他在许多篇章中，大发议论，褒贬百代，无论低回咏叹，高声宏论，还是热情洋溢地歌颂，冷嘲热讽地批评，或是纵论历史趋势，细谈历史问题，多有一些可以吟咏、耐人寻味的笔墨。例如，他评述孔子时，表白“然心乡往之”（44）感情非常真切；他记叙伯夷时，发表“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45）的议论，正是震古烁今；他评论李广时，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谚，点明“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46），这有多么深远的意味；《封禅书》多处议论中讽刺汉武帝愚昧迷信，并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历史学家的骂人艺术；《六国年表序》的那段议论文字，更有人赞叹；“字字如堆花簇锦，绝无一懈笔，读之万过，口颊犹香。”（47）可见，司马迁写历史议论文字，并不是几个条条框框，或板起面孔念几句判决词；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写得具体生动的。
    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很少有平铺直叙、呆板僵化、字句干瘪、腻味十足的文字。无怪有人说他：“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48）
    司马迁的文章那么具体生动，大而如历史形象的刻划，历史气氛的渲染，整篇文章的主旨、结构和布局；小而至于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安排，等等，都值得琢磨研究，都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宋儒以其陈腐的观点，抓住一星半点鸡毛蒜皮，便说司马迁写史“粗率”（49）。实是吹毛求疵。
    从史笔上看，司马迁的“良史之材”（50）就是将实录、明朗、生动三者熔冶于一炉。张辅说过：“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检名核，此所以迁称良史也。”（51）这话说得虽不全面，但已指出其生动和实录的特点了。
    实录、明朗、生动，三者如果分开，各有其特殊的内容和涵义；而处在文章中，又互相联系和影响。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写历史，必然会注意和兼及这三个方面，力应在论著中把三者的结晶体奉献给读者。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做的。例如，《汲郑列传》中的一段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这里写汲黯的耿直，汉武帝的难堪，是很生动的；所记的事是真实可信的，而作者褒汲黯、贬武帝的态度也是明朗的。可谓三者一体，水乳交融。
    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史笔是我国史学遗产中的优良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当然，由于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在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而不是盲目地拜倒在古人的脚下，对其生吞活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