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克罗斯比发表了《环境史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他在该文中对美国环境史作了简单的学术回顾，并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传统史学与环境史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学者对诸如1918年大流感“这样几乎世界性的灾难漠不关心”，只专注于伯纳德·贝林[BernardBailyn]所说的“显性历史”，“专业历史学者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史没有兴趣，人类活动在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范围的生态系统中常被看作消极的或不起眼的参与者。”而对于美国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而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美国历史学者完全（几乎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巨大而加速的变化，但仍没有从生态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历史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克罗斯比从学术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历史学者不太关心环境问题，是因为“他们被训练把见证者叙述的文献资料置于首位，而真正的环境史材料却只能偶尔散见于日记或自传之中。他们被训练投身于细小历史碎片的细微研究，而环境史学家必须是通才，因为环境变迁很少是几天、几星期或者几年的事情，而且常常只能从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大陆的范围来认识。”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传统史学观念与方法阻碍了环境史的发展。正因为这样，他极力称赞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对环境史兴起的先行作用。因为考古学没有传统史学中注重文本史料的局限，考古学家也不仅仅局限于发掘文物，而是转向关注古代民族如何生存，利用新技术来了解古代的气候和生态系统。这种研究打破了史前史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使那些对生存环境感兴趣的历史学者产生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关注。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史前史和无文本材料的历史成了环境史学者的沃土。在没有文献可用的地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运用那些大范围和长时段的材料：土壤肥力、侵蚀、气候、营养、病患、动植物群”。而这一时期生态学的发展也有助于历史学者以整体观来处理分散的历史材料。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环境史要获得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桎梏，在研究视野和史料运用等方面超越传统史学。在这方面，克罗斯比肯定法国年鉴学派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法国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首先蔑视‘显性历史’，并且不断努力探讨在与有机及无机世界互动中作为集体的人类。”他们的研究倾向，“常常引导历史学者去思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7]
    由上可见，超越传统史学的狭隘视野与史料局限，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并理解他们的行为，成为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然而，在全球史和环境史刚刚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克罗斯比的史学理念与治史思路似乎具有超前性，并不为当时人们所理解。“《哥伦布交流》一书一直在艰辛地寻找出版社，直到1972年才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学术杂志上的书评，从严厉苛刻到客气礼貌的都有，甚至许多杂志懒得给予评论。克罗斯比所在大学的同事表示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8]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克罗斯比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了。是什么使他走上了这样一条独特的历史研究之路？克罗斯比在其个人网页上有这样一番表述：“他卷入民权运动，从事黑人研究与教学，帮助建立联合农民工会的医疗中心，领导反越战游行，这些使他在智识上偏离了正统。这样，他对受害者、经济上受剥削者、在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进程中受奴役者的民众的历史，以及对非政治的、非宗教的和被极大轻视的因素--特别是传染病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感兴趣。”“这也激发了他对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兴趣，这一兴趣导致他撰写了几本著作--《哥伦布交流》、《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和《生态帝国主义》”。[9]
    二、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
    克罗斯比对欧洲扩张问题的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和生态视角，得到当今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的称赞，他的《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史与生态环境史的经典之作。因此，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成为克罗斯比从事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凯文·雷利在给《病菌、种子和动物》作序时，对克罗斯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世界史和生态史都是古典历史学家的话题，希罗多德的跨文化视野中包含了世界史，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包含了生态史，但这两种历史类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神学与哲学的话语模式所取代。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史仍然等同于哲学思考，而生态史几乎不存在。近些年来，世界史和生态史出现了一种“现代复兴”，这与克罗斯比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克罗斯比几乎独自地引导历史学者把注意力转向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正由于其全球性而颇为重要。一些人认为，生态史、新社会史、区域研究、心智史、大众文化史、少数民族和族群研究等新兴历史学分支领域在二战后的蓬勃发展，结果使世界历史成为不可能。但克罗斯比通过他的研究，解答了这些人的疑问。”[10]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下，当人们“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的时候，克罗斯比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治史实践，证明了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向人们表明了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可能性。
    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了他从生态视角来考察欧洲扩张的撰史目的。他提出，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人的移居地成为“新欧洲”，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成了欧洲移民国家，具有欧洲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而更因为欧洲移民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欧洲化，使其成为从生态学上适于欧洲人生存的地区，这是欧洲殖民扩张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在该书“序言”中提出：“欧洲人似乎蛙跳式扩张到了全球”，[11]“为什么会有跨越如此遥远距离的如此大量的民族迁移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欧洲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于，构成新欧洲的各地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它们位于相似的纬度。它们几乎全部或至少2／3处于南北温带地区，也就是说，它们有大致相似的气候。欧洲人自古以来赖以用作食物和纤维的植物，以及他们赖以获取食物、纤维、动力、皮革、骨制品和肥料的动物，都易于在年降雨量为50至150厘米的冬暖夏凉的气候里繁殖”。[12]“欧洲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人类在内，如果竞争不是太激烈，都能在（新欧洲）这些地区繁荣兴旺起来的。”因此，“欧洲帝国主义的成功具有生物的、生态的因素。”[13]可见，在克罗斯比看来，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变得适于欧洲移民居住，这是欧洲成功移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