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如何理解欧洲的兴起。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每一代历史学者“至少具有一种带有共同特征的看待历史的方式--范式”。但他觉得“范式”一词太“沉重”，因而主张称之为“脚本”[scenario]。[14]“脚本”一词的使用，表明克罗斯比更倾向于认为历史具有由历史学者构建的一面，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会设想出不同的“脚本”。克罗斯比明确提出，他要构建目已解读历史的“脚本”。他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因，至今仍没有得到较好的回答。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自古以来白人就在技术、管理、经商等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脚本”。根据这种“脚本”，欧洲帝国主义成功的原因，在于欧洲人的野蛮残忍、优越的军事技术和资本主义侵略。20世纪末，西方历史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社会与传统史学的奠基者，试图再寻找新的“脚本”。然而，所有这些脚本都带有缺陷与遗漏，它们无法回答欧洲何以兴起的许多疑问。因此，“我们历史学者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手。我们夜以继日地坐在电脑键盘旁构建一种脚本--一种适用于21世纪的脚本，以便回答或者至少面对这些问题。”[15]《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便是克罗斯比尝试构建新“脚本”的努力。在这两本书中，他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考察了欧洲人在“新欧洲”地区的成功。关于这一探讨，他说，“这就是新脚本，我为构建了它而感到自豪。”[16]这也可以说是克罗斯比对自己的史学研究的评价与定位，表明他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探讨，最终目的是要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因此，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扩张，成了克罗斯比为我们从事历史解释所提供的一种“脚本”。的确，这种“脚本”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历史研究的概念范畴，正如凯文·雷利所说：“克罗斯比通过创造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世界历史的范畴--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欧洲--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研究。”[17]
    克罗斯比的历史研究“脚本”包括哪些内涵？总的来说，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环境史的生态视角，是这一“脚本”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在人类历史中，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要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人的行为。在《哥伦布交流》初版序言中，他提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其关系情境（context），人也不例外。人是一个生命体，为获取食物、衣物和居所而依赖于许多其他生命体。许多生物也依赖于人而获取这些同样的东西。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然后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家，或其他任何身份。……理解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看作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生存在地球上达数十万年，与其他生物体相互影响。一旦把人放进这个恰当的时空关系情境中，我们就能够比较确定（或至少有希望）地考察其历史的某一方面或事件，这样考察的结果，就会与那种情境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而不仅仅使我们走进杂草丛生的小径，引导我们从一位古文物家的瞭望台到另一个瞭望台。”[18]所以，考察人类历史，要与人们赖以行动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从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其中的某一方面，其结论才不会失之偏颇。否则，其结果就只能像是沿着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古文物家的瞭望台所看到的，一种被割断的、孤立的历史。克罗斯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将欧洲殖民者首先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体，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他们在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原因。同时，克罗斯比也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提出了“哥伦布交流”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一方面，欧洲人将天花等疾病带到美洲，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大大帮助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另一方面，欧洲的动植物传播到美洲，美洲的粮食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将人当作生物体置于其生存关系情境之中来考察的历史研究视角，已成为当今全球环境史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次，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传染病具有超越民族、国家与地区的特点，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传播问题，因此是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哥伦布交流》中，克罗斯比探讨了天花对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影响。他提出：“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征服美洲？在我们的正史和传奇故事当中，我们总是强调阿兹特克人、苏人、阿帕契人、图皮南巴人、阿劳干人等抵抗的激烈与顽强，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其抵抗的无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染病“这些杀手随着探险者和征服者来到了新世界。旧世界这些致命的疾病在新世界杀人更有效”。[19]由此印第安人丧失了对欧洲入侵者的抵抗力。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克罗斯比提出，旧世界病原菌的对外传播“奠定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海外成功的基础”，“造成土著人大量死亡和为移民开辟出新欧洲的主要责任者，不是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本身，而是他们带来的病菌”。[20]由于在新旧世界接触之前，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与旧世界的病菌几乎完全隔绝，他们没有经历过旧世界的疾病而缺乏对它们的免疫力，因而一旦接触便大量死亡。“对于旧世界的人们所带来的大多数病菌，他们的抵抗就像婴儿一样缺乏自卫能力。”[21]在《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中，克罗斯比探讨了1918-1919年大流感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他认为，这场大流感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传播到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55万美国人死于这场流感，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总计才42.3万人，远远少于这个国家在10个月之内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至于全世界在这场流感中的死亡人数，他认为一般估计的2100万太低了，因为有人估计仅在印度次大陆就有2000万人死亡，“那么，全世界的死亡人数是否应该估计为3000万或者4000万？”[2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才1500万。所以克罗斯比把这次流感看作一场世界性灾难，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影响。他认为，1919年仍然流行的大流感，可能对巴黎和会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加和会期间，因患流感而表现出“焦虑不安和精神崩溃”，由此影响他的思考和决定能力，这是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不能贯彻到和会中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次患病也削弱了他争取美国国会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努力。[23]柯娇燕对克罗斯比的传染病史研究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认为，“人们对疾病所扮演角色的理解，经历了从简单的传播模式到传染模式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开创性的研究，是克罗斯比于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交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