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克罗斯比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欧洲人扩张到新世界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在传统史学中添加一些生态学概念或环境因素，不仅仅是将动物、植物或疾病等因素添加到历史研究中，而是从生态学理论出发，将生态上的变化和影响看作系统性的，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他提出，大约1亿8000万年前，泛古陆开始分裂解体，经历亿万年的“大陆漂移”，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球表面海陆格局。泛古陆分裂之后，包括欧洲在内的旧世界的生物系与新世界的生物系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直到欧洲人到达新世界，双方才开始相互接触与交流。他把欧洲人本身及其带往新欧洲地区的所有生物总称为“混成生物群”（portmanteaubiota），并认为“理解它的成功，是理解新欧洲兴起之谜的关键”。而“混成生物群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极为简单，以致它容易被人忽视。它的成员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也就是说，欧洲殖民者向新世界的扩张，是人口、植物、动物和病菌等生物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动，是欧洲的生物系整体向新欧洲的迁移。欧洲人在殖民过程中，旧世界的植物（包括牧草和农作物）和食草动物（包括牲畜）在新欧洲协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了大量土著人，使他们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混成生物群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成员欧洲人所取得的成功，是长期以来在进化中冲突和合作的不同生物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25]同样，他认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后果的探讨，也应从生态系统出发，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欧洲人到达美洲后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
    最后，借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克罗斯比对20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持批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认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人文学科，视野太狭隘，方法太呆板，由此训练出来的历史学者，只注重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作为原始资料的文本，而对诸如气候、土壤、疾病、植物、动物等生态环境因素视而不见，因而造成对诸如欧洲人征服美洲这类历史事件的解释出现偏差。因此，他主张历史学的开放，历史学者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借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事研究，使历史学成为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学问。他说，“我们不仅需要把历史看作政治学或宗教学或经济学，还应把它看作生物学。”[26]克罗斯比在历史研究中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其研究成果明显带有历史学与上述学科交叉的痕迹。例如，关于天花在美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对梅毒起源地的争论，对1918-1919年流感病毒性质的探讨，克罗斯比都大量借用了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
    克罗斯比在《病菌、种子和动物》一书的导言中，回顾了他如何对传染病史及生态史产生兴趣，以及如何走上了历史学与医学、生态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决定致力于北美讲英语者的编年史。……但大概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进展缓慢而艰辛，职业中途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确信，主流的历史编纂以其对政治的强调，最终成果只不过是一份不断加长的随机事件的清单。”“当我在泥淖中爬滚的时候，我读到了卡斯蒂略（BernalDiazdelCastillo）对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亲眼所见的描述。……我不经意间发现，天花随着欧洲人到达中美洲并横扫该地，杀死大量阿兹特克人和其他土著人。我想，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区区数百西班牙人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印第安同盟者，征服一个人数众多且军事化的社会，然后控制整个中美洲”。“然而，如果天花非常重要，为什么如此多的历史学者忽视了这一点？答案是，我阅读的仅仅是我这种历史学者的著作，这种历史学者受到的完全是人文学科的训练，他们花费了一生时间从事的仅是区别于科学的‘自由艺术’。”“我（偶尔）发现了一本由医生珀西·阿希本（PercyM.Ashbum）写的书《死亡的各种人：征服美洲的医学史》。……他的著作以16世纪文献中的事实为依据，以现代细菌学和免疫学理论与实践为支撑，证实了我正开始思考的问题--关于天花与欧洲帝国主义在美洲所取得的成功。”“阿希本博士引导我发现了对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新解释，这种解释使我在阅读时不会无意识地跳过具有医学意义的段落。他也引导我进入了一座16世纪早期科学家和20世纪科学家所积累起来的关于传染病的文章和书籍的宝库。我发现，‘医学文献索引’（IndexMedicus）这份最令人高兴的全部参考文献目录，涵盖广泛而详细，足以使一个正统的历史学者感觉像一个孩子那样，通过一扇窗口看到了某人的生日宴会。”“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和令人非常满意的历史：流行病的历史。”“我对流行病历史的探索，很快使我进入了一个更一般的主题：生态史。”[27]这就是克罗斯比由传统史学转向生态环境史的心路历程。
    克罗斯比的有关研究是开创性的，其治史思路与方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脚本”。然而，全球视野下的生态史并不是其史学实践的全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除了继续关注生态环境这一主题之外，还试图从其他视角来解释欧洲的兴起。《事实的测量：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就是他“毕生寻求解释欧洲帝国主义令人惊异的成功而写的第三本书”，[28]探讨了西欧社会在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从定性感知向定量感知的转变，这使西欧率先拥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和官僚制度等。要理解克罗斯比在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待其治史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更多相关的自我表述。
    注释：
    [1]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raeger Publishers,2003, p. xxvi.
    [2]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M. E. Sharpe,1994,p. vii.
    [3]Alfred W. Crosby, Germs,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5.
    [4]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8.
    [5]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