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概念史的方法目前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有学者指出，目前的概念史方法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尽管考泽莱克曾经警告过应当注意这一问题，但他和多数概念史实践者的著作仍一直主要关注关键概念，即紧密地反映和表达社会冲突的概念，而这通常会表现为对精英文化过度的偏向，从而忽视了一部分群体的声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除了被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忽视的非精英群体外，社会中还有一些群体甚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来把自己的不满用语言表达为概念或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在语言的公众使用中表达出来，因而是概念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还存在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一个或一系列文本可以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或群体。我们应该将思想史扩大到精英文化以外的其他甚至隐藏的个人和群体。同样，我们应当避免将社会的整个阶层等同于某些代表性的声音，以及将多样的个人的声音简化为与社会中特定阶层相关联的单一语言。因此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言：话语分析没有与它社会和文化史中天然的盟友联合起来，有时却与它意图反对的狭隘的观念史相似。对此，斯金纳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思想史不可能像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那样子庸化。还有不少学者对部分概念史家所说的“语境”提出了质疑。而事实上，被称为概念史学家的群体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受德国概念史的影响较大，有的则更倾向于接受剑桥学派的方法；有一些比较符合当下概念史的模式，另一些在部分学者看来则不完全是概念史。而美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发展起像欧洲各国那样的全国性的概念史项目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的评论所说，概念史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或者可能正如特伦斯·鲍尔所言：对于概念变迁的关注或聚焦并不等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它只是一个透镜，通过这个透镜，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并部分修正政治思想史。它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些舍此极易被忽略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