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希腊古风时期的历史而言，赫西奥德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的史诗体诗篇《农作与时日》是一份重要的材料。【1】有别于以赞美英雄业绩为主题的两部荷马史诗，亦有别于赫西奥德自己的另一部歌颂诸神起源和谱系的史诗《神谱》，《农作与时日》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伦理和社会问题。全诗围绕农民的日常劳作，介绍了农事知识，描绘了农村生活，颂扬了正义和农业劳动，奠定了农业在后来古典时期城邦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在形式上，它也颇为特别，虽然采用了史诗的格律和语言，却是一篇训喻辞，其中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接向包括其弟佩尔西斯、当地王爷（巴西琉斯）及旁观者在内的听众进行劝导。
    如今，学者对于此诗的教喻作用很少理会，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中提取社会史史料，考察公元前8世纪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希腊中部比奥提亚地区偏远小村庄的农村生活。由于《农作与时日》涉及了诗人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其中必然包含一些有价值的社会史材料，但是赫西奥德并非“社会史材料”的被动记录者，而是作为富有创造性的诗人使之服务于诗篇的教喻作用，因此在解释这些史料之时，我们必须兼顾诗人的教喻目的。那些过度关注诗歌里的史料内容而将之与其余部分割裂开来的做法，会导致史料解释的偏颇。有感于此，本文着重考察《农作与时日》研究领域里西方学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两则社会史问题：（一）诗人塑造的包括父亲与两个儿子（即赫西奥德和佩尔西斯）在内的这个家庭究竟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二）被诗人讥为“贫苦的村庄阿斯克拉（Ascra）”与邻近的城邦特斯比亚（Thespiae）之间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评述相关实证性考据的同时，本文从诗歌的内在理路尤其是它的教喻目的来审视相关文本证据，纠正这些考证的偏颇之处，并力图表明，这两则基于诗歌文本解读的社会史问题需要同时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衡量。
    父与子：普通平民抑或没落贵族？
    从整体上看，《农作与时日》所具有的教喻作用体现于诗人设计的一个“戏剧性”场景（27-41行，以下只标注数字）：父亲死后，弟弟佩尔西斯靠贿赂王爷“获得了较大的一份”遗产，但此后却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遗产挥霍殆尽，此刻又向赫西奥德乞求救济，并威胁说如若不从便要挑起诉讼，受此激发诗人创作了长诗，用以训诫兄弟，并劝谕世人。类似的第一人称叙述在赫西奥德的诗作里有好几处，【2】以往一直被简单当作诗人的“自传性”材料看待。近来有部分学者指出，不必拘泥于字面来理解这些所谓的“自传性”段落，必须以一种更精细的方式来考察赫西奥德的第一人称陈述在其诗歌语境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里高利·纳什的看法，他认为“赫西奥德”像“荷马”一样，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诗人之名，而是诗人塑造的“人物”。【3】根据这种观点，将“赫西奥德”的第一人称陈述等同于诗人的自传恰恰犯了将人物等同于作者的简单错误。本文不拟在此探讨“赫西奥德”是真实抑或虚构这一或许无法解答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既然《农作与时日》里的诗人试图将其塑造的家庭置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中，这就给了我们空间，在兼顾其文学作用的同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诗人所塑造的家庭。【4】
    有关这个家庭，学者们关注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其所属的社会阶层：赫西奥德描绘的是一个“没落贵族”抑或“普通平民”家庭？让我们首先来了解诗人父亲的生涯：
    大傻瓜佩尔西斯，正如你我的父亲，
    由于缺乏好的谋生之计，曾经常常扬帆出海。
    有一次他乘坐黑色的航船离开爱奥利亚的库迈
    越过广阔的海域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为了逃避财富、丰饶和幸福
    而是为了逃避宙斯加给凡人的可怕贫穷。
    他定居在毗邻赫利孔山的一个贫苦村庄
    阿斯克拉，这地方冬天寒冷，夏季酷热，从不适宜。【5】据此说法，赫西奥德的父亲来自小亚细亚爱奥利亚（Aeolia）地区的城市库迈（Kyme），在那里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海上贸易。然而，风险很大的海上贸易不曾让他摆脱贫穷，因而不得已迁居希腊本土比奥提亚（Boeotia）境内位于赫利孔山（Helicon）东麓的村庄阿斯克拉。众所周知，公元前8世纪的下半叶，希腊人开始了又一次移民活动，从希腊本土向小亚细亚、意大利南部乃至更远的地区大规模移民，但是赫西奥德父亲的这种“反向移民”令许多学者迷惑不解：为什么他愿意从更富庶的小亚细亚返回希腊大陆，靠垦荒种地勉强糊口？【6】一种猜测是，赫西奥德的父亲离开库迈的初衷是想与其他商人一起移民到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库米（Cumae），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途经阿斯克拉时停留下来并定居在这里，垦殖了一些荒地，靠着辛勤的劳动使之变成一片欣欣向荣的农场，并把它作为遗产平分给了两个儿子，使他们能依赖自己的一份田产过上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