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兹强调赫西奥德站在农庄和农庄上的劳作所实践的正义那一边,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赫西奥德有没有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在村庄和城邦之间建立如此极端的对立关系?村庄与城邦是否直接等同于正义与邪恶?这一点恰恰触及了问题的关键:通过诗歌里所呈现的阿斯克拉与特斯比亚的关系,《农作与时日》是如何应对正在兴起的城邦的影响,只是简单地将其排除在村庄的视野之外,还是以某种方式将村庄融入城邦生活之中?诚然,对于阿斯克拉的农民来说,城邦处于他们生活经验的边缘。赫西奥德劝说佩尔西斯远离城邦的公共空间(agora),把浪费在那里的时间用于务农,在村庄里以自己的oikos为中心去生活。只有这样,宙斯的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并得以实现。随着诗人教喻的步步推进,对正义的宣扬存在一个重心上的转移:从同时涉及城邦的王爷和村庄农民的正义到只涉及农民农业劳作的正义。不过,这一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城邦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作为正义的捍卫者,赫西奥德充分意识到它需要整个城邦的合作:王爷和农民必须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实践正义。 正义的这一性质在被称作“正义和不义城邦的双连画(diptych)”的著名段落里鲜明地体现出来。在“正义的城邦”里(225-237),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人们享用土地为他们出产的丰足食物,没有饥荒和灾祸,他们也无需驾船出海;山上橡树的枝头长出橡实,蜜蜂盘旋采蜜于橡树之中,绵羊长出厚厚的绒毛;妇女生养很多外貌酷似父母的婴儿。这个段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这一切取决于城邦里的所有公民都要各司其职地履行正义:王爷们要对外邦人和本邦人都予以公正判决,丝毫不背离正义(225-226),【31】而农人则要心系劳作(231)。对比之下,“不义的城邦”里(238-247),人们不事稼穑强暴行凶;整个城邦往往因一人作恶而遭受惩罚,宙斯带给他们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的军队,毁坏他们的城墙,沉没他们的船只。可见,在这两个城邦里,宙斯主持正义的威力是施加在整个城邦之上的,并非仅仅针对农民或者王爷。 这幅“正义和不义城邦的双连画”构成了《农作与时日》里“论正义”部分(202-285)的高潮,而这个部分是同时向佩尔西斯(213,274)和王爷们(202,248)宣讲的。接下来的部分(286行以下)以“农作”为主题,针对的仅仅是佩尔西斯,因为农作能使他免除邪恶,但并不适用于王爷。然而,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互补的:正义首先在整个城邦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如同在“正义和不义的城邦”里,但对于农民来说,也在农作和oikos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与其说《农作与时日》的教喻作用是建立在村庄与城邦的对立之上,毋宁说是建立在“扭曲正义的”王爷与“捍卫正义的”诗人之间的对立之上,因为城邦本身并非等同于邪恶,而是由于特斯比亚的王爷“吞噬礼物”扭曲正义,诗人赫西奥德不得不取而代之,向佩尔西斯宣告宙斯的正义,因此也就将重点转移到了在农业劳动中所实践的正义之上。【32】因此,《农作与时日》里所呈现的“贫困的阿斯克拉”与邻近城邦特斯比亚的关系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服务于诗人教喻目的的“正义”观,而不应该被简单地当作对“历史现实”的直接反映。上述对爱德华兹的观点即“阿斯克拉是由多个独立的oikoi构成的自足的共同体”的纠正,意在表明,只有从诗人的意图以及更广泛的思想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割裂文本内在理路的偏颇。 注释: 【1】本诗原文名ErgakaiHēmerai,英译名WorksandDays,中译名主要有《工作与时日、神谱》和《田功农时》。《工作与时日》为通用译名,但其中“工作”一词疏于宽泛,并不特指赫西奥德主要讨论的农夫在田间的劳作。《田功农时》颇为古雅,但由于诗中的“时日”部分谈及的并不仅限于“农时”,还包括其他各种活动的吉日和凶日,此译名亦不甚精确。笔者因而改译为《农作与时日》。 【2】除上述段落以外,还有《神谱》,22-34,《农作与时日》,633-640、646-662等。以上数字为行数,下同。本文使用了《农作与时日》的标准希腊文本兼注疏本,M.L.West,ed.,Hesiod:WorksandDays,editedwithProlegomenaandCommentary,Oxford:ClarendonPress,1978.中译文为作者译自原文,同时参考了张竹明、蒋平译本(《工作与时日、神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GregoryNagy,“HesiodandthePoeticsofPan-Hellenism,”inGregoryNagy,GreekMythologyandPoetic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pp.36-82. 【4】为了避免繁复,以下行文中赫西奥德的名字不加双引号,但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断定赫西奥德的历史真实性。本文关注《农作与时日》中塑造的“赫西奥德”,并不对历史上的赫西奥德其人作出断言。 【5】《农作与时日》,633-640。 【6】古代已有人提出质疑,例如库迈城历史上最著名的市民,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爱坡罗斯(Ephorus)就宣称,赫西奥德的父亲离开故乡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经营贸易,实际上是由于犯了凶杀罪而不得已亡命他乡,参见FelixJacoby,DieFragmentederGriechischenHistoriker,BerlinandLeiden:WeidmannandBrill,1923-1958,70F100. 【7】U.vonWilamowitz-Moellendorff,Hesiodos‘Erga,Berlin:Weidmann,1928,p.76. 【8】ChesterStarr,TheEconomicandSocialGrowthofEarlyGreece,800-500BC,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pp.125-127.斯塔尔的“中产农民”阶层假设近来又出现了新的拥护者,参见V.D.Hanson,TheOtherGreeks:TheFamilyFarmandtheAgrarianRootsofWesternCivilization,NewYork:FreePress,1995,pp.91-126;I.Morris,ArchaeologyasCulturalHistory:WordsandThingsinIronAgeGreece,Malden,Mass.:Blackwell,2000,pp.16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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